作者：连传浩。

1953年，我结束了在老外婆家姚塆、外婆家左港、伯父家连岗三处轮流拉扯的寄居生活，定居在左港，在左港小学读小学二年级。

如果说我在连岗时，土改分得了田地、耕牛和上等的家具是优待，那么，外婆家更幸运，还分了三间临街门面的房子。

舅舅陈文双是土改的积极分子，后当了民兵大队长，结了婚。

我家和外婆家是一条街的斜对门，相距上十米远，可住房却窄多了，也是像在连岗一样，连三间，两厢房，楼门加一天井，但住着三户人家：二伯一家、六伯一家、我继父一家，继父是老幺，我喊他幺幺。

1953年左港已成立了农业生产的互助组，可不让我家参加。原因是互助组是贫下中农组织起来的，我继父的成份是游民，当过了国民党的民的。

外婆认为不让入组是个很不光彩的事，要我舅舅去活动一下，其时我舅舅已入党了，他不但不同有关人活动，其本人就认为，我家参加互助组不合上级要求，反而带头反对我家入组。

这使外婆左右为难，一边是女儿天天来说，说我们也是贫农，继父虽不会种田，但可以用挑粪挑秧等出力活与会办田的人换工；一边是舅舅说，互相换着做农活是贫下中农团结起来的好处，姜玉广不是贫下中农，没有资格参加换工。

外婆见劝舅舅帮忙无效，就自己到处求人说好话，还是无效。看来，外婆觉察到自己可怜女儿的命运，弄到身边来能照应一下，是犯了一个错误。

在连岗时，农活请的是自己人做，心里有底，到时哪怕让个小孩跑路也能叫得人动。而在这里可不同，互助组要显示他们的优越性，既然不让你参加，就更不会帮你了。

幺幺不会农活，只好成天挑个豆腐担子转乡。农活的事就落在母亲身上，不得已有时就请互助组外的人。

一次请的个60多岁染布的来犁田种小麦，一亩田起一天板，犁得八不像个东西，还给了两块钱的工钱，一盒圆球的烟，供两餐酒饭。第二天再去耙田，既借不到牛，也请不到人了。

幺幺的几个哥也不敢来帮忙，因他们都入了互助组。一气之下，母亲就用锄头去破土，我放了学也去地里帮母亲敲打。

互助组种的小麦出了苗，我家还在破土。有好心人叫我母亲不要待一个田打完，那会误了季节，就破一块种一块。我家田在大路边，麦子全部出土后，高矮不齐，三块麦苗有明显区别，且一亩田只种上了一半小麦。

而互助组织的人开会时，总是拿我家作宣传，以显互助组的优越性，证明单干是走独木桥，走一步摇三摇。

我感到丑，感到委屈，感到不公平，我与母亲不也是响当当的农民吗？为什么不能参加互助组？

外婆左右为难气病了，五十多岁的人身体一下子就不行了。

如果说我家不能加入互助组，日子辛苦的过也就罢了。

1954年的我，虽只十岁的孩子，已是很听母亲的话了。

星期天，母亲叫我一个人到互助组去学着栽秧，孩子去劳动，又不要他们换工，互相组的人当然欢迎。

母亲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我弟弟姜清浩已出生了，四口之家，男儿不能吃十岁的闲饭，在互助组里让我农活做会了，到自家单干就能动手出力。

二是好从人情方面尽力与互助组里的人接近，看将来孩子长大了，能不能参加互助组。那时的互助组在人们心中不知有多神圣，总不能让孩子今后也一辈子在互助组外单干。

放了暑假，互助组没有适合小孩做的事的时候，我就去砍柴，晒干了再叫母亲来捆好挑回去。

母亲去田里做事，我就在家中照管着弟弟清浩。从此，家中的吃水也是我包了，用两个小提桶，一挑就是12担，直到将缸挑满。

开学后的星期天，我开始是跟着一个大人到别的村子里去捡破布，后来就独自敢出村捡破布了，周围十几里路的塆子都跑过遍。

捡的破布不提回，怕人笑，就当天直接提到横店供销合作社的收购站去卖，一天最少可卖两三角钱，多时可卖八九角钱，可从来没卖过一块钱。

卖的钱我从不打夹账，只是把一分分的零钱当着母亲的面归自己，条件是这个零钱不准母亲用，聚到一定的数量就去买小人书。

十岁的我，主动劳动，总喜欢口袋里有点钱，也懂得争气了。

在互助组有人的讥笑中，幺幺做点卖豆腐，卖鸡蛋的小生意，母亲忙田里，忙家务，我也闲不住，天天上学，星期天就去捡破布，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忘了家低人一等的地位。

在学校里，我的小人书比别人多，也喜欢借给别人看，上学放学总有人跟着我，一点也不感到孤独。

由于我舅舅当时已成了国家干部，搞的是民兵工作，家中总有步枪和成箱的子弹，我就把子弹偷出来，拔下弹头，做火柴枪玩。

同学们也总是暗地里求我，或用铅笔、本子和我换子弹头。那段时间，我简直成了孩子王。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什么单干户，什么低人一等的感觉，也渐渐淡化了，到也相安无事。

谁知，又出了件始料不及的惊恐事。那天，舅舅到我家脸色非常难看，叫我幺幺赶快到他家去，有急事。

母亲一看舅舅的脸色，觉得大事不好，要一齐过去，舅舅不让，只把幺幺一人叫走了。母亲不放心，叫我跟过去。

我到了外婆家之后，见外婆揩着眼泪坐在堂屋里，房门也随即被闩上了，房内除了幺幺、舅舅的声音外，还有两个外地人口音，我听不懂。

等我放了晚学回家时，外婆在我家抱着弟弟清浩，母亲在低声的哭，哭得极其悲伤。当时母亲边哭边向外婆的倾诉，很多话我现在都清楚地记得，但不忍心再说出来。

这一刻，对母亲的无情打击，对我幼小心灵的刺激，都是外婆迟钝的劝说解救不了的。

原来，幺幺被来的两个国家工作人员带走了，说他在国民党中当兵时打死了一名地下党，现在有人供出了他。这一走，幺幺是枪毙还是坐牢就说不定。

第二天，母亲叫我不上学，在家中照看弟弟，母亲跑了一天乡政府后，回家进门就抱着弟弟哭。一连几天的晚上，我都被母亲的哭声惊醒，吓得我发抖，生怕母亲出事。

十岁的孩子，虽说能做点小事，但在这骨节眼上，却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慰母亲。三天我没上学，母亲也在外跑了三天，一点音讯，一点结果都没有。

一向硬气的母亲，这时就不跑政府机关了，白天垂头做事，晚上就低头求舅舅，求清浩弟弟的二伯、三伯、四伯、五伯和六伯，意思是无论如何，看在伢们的份上，一定要帮忙把田间事带几年……

第四天我去上学，同学们都以异样的眼光看我，也没人向我借小人书要子弹头。老师既没追究我为什么不来，也没提及我的任何事情。

班主任郑祖坤老师本人就是地主分子，江西人，他又怎么敢对我有安慰的语言呢，只有装个不知道的样子，让一切显得平静。

放学时，我总想快点回家照看弟弟，又怕回家，怕看母亲大白天躲在房里哭的情形。

星期天当我拿起篮子准备去捡破布的时候，母亲破例地夺下我的篮子，我说我今天会早点回来的，母亲的泪又流下来了。

母亲是怕我在外面遇见了认识我的人，丢人现眼，更怕有人问起幺幺。那段时间，母亲精神上几乎崩溃了。

十几天后放完学，我回家突然看见幺幺回来了，坐在凳子上抱着弟弟，母亲在做饭。

当着屋里那么多的左邻右舍，我一下子连“幺幺”都不敢喊，就跑到厨房去问母亲，母亲的脸上有了笑意，没有回答我，只是叫我去喊外婆过来吃晚饭。

后来才知道，幺幺在国民党当兵时，确实枪毙了一名地下党，但不是他一人，是三个国民党兵同时开的枪，也不是在战场上，是在刑场上。

这三个兵是奉了上级命令，这个发出命令的人，现在在汉口的共产党的某机关做事。三个国民党兵，一个在战场上死了，一个承认此事并供出了幺幺。

由于案情复杂，那个在机关做事，下令毙人的前国民党军官也承认此事，他说他是执行更上一级的命令。等到把事情搞清楚，已花了十几天了。

而处理结果也简单，就是为证明那位地下党员确实被枪毙了，因为这涉及到对烈士家属照顾等问题。幺幺临从汉口回来时，有关方面还给了他二十块钱。

消息总是不径而走，我第二天上学，一个叫冯腊环的女同学说我家真划得来，还得到那么多钱。

可母亲的暗自悲伤，只有我才不忍重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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