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开头的成语,chen开头的成语

董仲舒儒学的改造及谶纬之学的兴衰 (张明山)2018.11

成语“一语成谶”的谶,读作chen,是迷语式的预言。《三国演义》中的童谣是谶,黄巾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也是谶。明末农民起义时,宋献策将“十八之子兑上坐,天下离乱李代朱”的谶语献给李自成\,军心大振。这话出自唐初袁天纲、李淳风的《推背图》,也称《谶记》,原本是为后唐李克用取代后梁的朱全忠制造與论。说明谶在古代有很大的蛊惑人心的作用,今天提起这些的意义在于,这种堂皇的预言不是什么天意,而是目标明确的人为。

纬,则是大杂烩,是非正统的儒生依据民间传说写成的作品,其内容包括:推演经义;上古神话;解说文字;天文地理历算等。其中掺杂有作者臆造和怪异之说,也有珍贵的名品,许填的《说文解字》就是这一时期的经典著作,此外,还保存了一些可贵的历史资料。

谶纬二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词组,是因为它们相伴而生,混杂在一起成长的。它们的兴衰,大体是在汉初到隋朝。

说起谶纬的兴起,必须说到西汉大学者董仲舒,说起董仲舒,又必须从汉初的文化及意识形态说起。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上是百家争鸣,儒学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但战争不需要儒学,所以秦焚书坑儒,儒学受到很大冲击。汉初高祖对儒学也是排斤的,因为造反和儒学的仁呀礼呀是不相容的。黄老刑名学说在汉初占统治地位。黄老,是道家假托黄帝老子之名的学说,主张无为而治。大乱之后,民众和社会上层都累了,乏了,生产遭到大破坏,需要休养生息,汉文提倡黄老之说,当然是应时的。“刑名”,则是法家学说的称谓。《韩非子.二丙》中说,“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其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因此,黄老刑名是老子的无为无不为学说与法家学说的混合物。大乱之后,社会上层与民众都乏了,累了,生产力也遭到大的破坏,需要休养和疗伤,汉文提倡老子的无为而治,是适应社会需要的。天下太平日久,对儒学的需求也开始出现,贾谊的《过秦论》表达了这种呼声。

但不久又出现七国之乱,需要战争和镇压,刑名之治不便立即退位,儒教也就不能接班。当时,儒生辕固与汉景帝母亲窦太后争论,受到太后申斥,说他蠢野如猪,让他与野猪PK,差点丧命。七国之乱平定,社会又趋安定,对儒学的需要又提上日程。而儒学,此时也装扮一新,作好了隆重登场的准备。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召集全国文人学士,亲自出题并阅卷,选拔了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为考绩一等,非儒学的诸子百家被罢斥。公元前124年擢升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董仲舒也成为儒学大师,地位极其显赫。儒学登顶,终于披上了龙袍。

儒学的龙袍一披就是两千年,应当说董仲舒居功至伟,因为此前对儒学的整形和装扮一新,董仲舒是主要操刀手。董仲舒是河北枣强县人,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远高于魏征,河北省,起码枣强县应当有所表示,比如立块石碑啥的,也让河北老乡沾点光。

董仲舒的操刀手法参照了公羊学派的程式。应当指出,儒学与公羊学是有区别的。什么是公羊学呢?公羊是姓,战国时期,齐国的儒生公羊高,对孔子的《春秋》进行阐释,发掘其中的微言大义,正名份,揚忠诛邪,声讨乱臣贼子。他可能还聚众讲学,从而形成公羊学派。他的孙子公羊寿将他的讲学内容整理成书,此即春秋公羊传。

顺便说明,我认为现代还提起的“春秋笔法”就是公羊派开创的,特点是引伸影射,咏桑寄柳或指桑骂槐。《古文观止》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的眉批、线批,就是这笔法的范例。

董仲舒认为公羊学对儒学的阐发是远远不够的。儒学的主要著作《春秋》及《论语》,简约朴拙,气度凡俗,小城的瓦屋不足以构成皇家宫殿,必须大手笔加以改造。他从易经引伸,阐明任何事物一定是相反事物合成的,倒如有上必有下,有前必有后,有喜必有悲,这叫合有阴阳。阳牲尊阴性卑,君、父、夫是阳,臣、子、妻是阴,阳在先阴在后,阳是主体,阴是附属。阴阳还按一定的时间交替循环,周而复始。天地的精气合起来为一,分开为阴阳,按时间分为四季:春夏秋冬,按地域分为东西南北中,这是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样,他把阴阳五行揉进了儒学,使儒学有了形而上的韵致。他将自然属性的“天”塑造成具有人格神的属性,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神话,从而将儒学神化了。这样,他冲破了孔子不言怪力乱神的藩篱。

董仲舒一进阐明,对人世说来,阴阳的基本点是仁义,天地之大德曰生,禁民为非曰义;阳是天之德,德主生;阴是天之刑,刑主杀;天亲阳而疏阴,重德而不重刑。这样,就把儒学的仁义与黄老的刑名统一起来了。他说,天不是为王生民,而是为民立王,天之阴阳使人有义利,义养人心利养人体,义尊利卑。这样,他就把儒学与墨家的兼爱义利统一起来了。天之阴阳使人有善恶,天扬善抑恶。这样就把儒学与荀子学派的善恶之争化解了。

董仲舒对儒学的阐发,让世人茅塞顿开,让汉武帝龙颜大悦,从此儒学为天下独尊,罢斥一切学说。董仲舒成为儒学大师,享受着无比尊崇地位。应当说,他取得了巨大成功。

对儒学的第二次改造是在北宋,成果是程朱理学。虽然也算成功,但没第一次辉煌。儒学被改造成理学,深度主观唯心化,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严重阻滞了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受到批判,五四时期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儒学的龙袍被扒了下来。这就是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命途的基本脉络。

董仲舒虽然巨大成功,却并非没人反对。孔子老家的儒生是鲠直派,不承认董仲舒的发挥,他们坚守用篆文书写的孔子著作原意,他们是拒绝搬迁坚守老宅的钉子户,这些人被称作古文经学派,而董仲舒一派被称作今文经学派。

受到巨大成功的激励,董仲舒的创造激情无法刹车。他依据易经及自己的臆想推断冤獄,预测灾变,创造求雨止雨的方法,象个巫师。还向武帝提出多种建议。谁想福祸相依,他兴奋过头也惹來灾殃。碰巧,高祖庙发生火灾,他就按他的方法推敲分析判断,不小心,他写作的文稿让人偷去献给了武汉,本想邀宠,不料武帝召集群儒讨论,董仲舒的弟孑不知是本师所作,攻击文稿狂妄亵渎,武汉大怒,追查作者,董仲舒差点被杀头。由此可见,董仲舒的阐发经义是充满主观臆造和妄想的。

董仲舒的成功,影响和刺激了天下士人。天下承平日久,那些作为地主阶级附庸的士人吃饱喝足之后,必然产生冲动,追求人生高层次需求。当时没有科举,没有电影电视,没有戏剧小说,升迁发达之路十分狭窄,董仲舒的成功让人眼热。于是,各种推演古经的著作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一经的推演文字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字,一个字一句话,可以注释几十万字,这被称为“章句”之学,其繁琐、迷信、虚妄令人瞠目。但当时称作学问,可以成为某经博士,可以升官发财,闻达于诸候。更有一些士人,根据神话传说或假托孔子遗作,论说事变或经义,这就是“纬”,制造迷语式、诗歌式预言,这就是谶,或者两种混杂在一起,成为历史河流中的泥砂。当时的汉武帝,汉章帝,王莽,光武帝非常崇信,对批驳谶纬之说的古文经儒生大力打压。例如,古文经学者桓谭极言谶纬荒谬,光武帝刘秀大怒,要将他斩首,桓谭叩头流血才得幸免。古文经儒生这些钉子户,虽然顽固,但也坚贞,正是由于他们的坚守,儒学始终离它的原生态不很远,也使儒学坚持不与曾经甚嚣尘上的佛教合流。很显然,造作谶纬的士人为了升官,肯定极尽奉迎巴结之能事,把帝王恭维得很舒服,说他们上符天心下得民意,利用谶语制造冠冕堂皇的依据。例如,“赤九盛德得天下”中的“赤九”,经查正应在光武身上,因为他是刘邦的第九代孙。

这种利于当政帝王的谶,往往是在帝王事业的上升期,士人利用谶语锦上添花,到了汉未,政治腐败,士人就利用谶语落井下石,为黄巾军制造谶语造反。到了隋朝,炀帝荒淫无道,有人就制造谶语诅咒他将灭亡,隋炀帝大怒,下令禁绝谶纬。之后的帝王,大多认识到了谶纬之学的真面目,无不采取打压政策,谶纬之学就走向没落了。

从以上的文化发展及其变革,可以清晰地看出历史发展的逻辑脉络:文化及社会意识形态与当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形态,是相互依存和相互适应的,如果不适应,就会引起变革或革命。这样,我们就又重温了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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