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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榆 树

作者 谭天章

母亲生日的那天,窗外的榆树钱儿开得正浓。

天很蓝,串串榆树钱儿映在蓝天下,在浅风中摇曵,分外美丽。

母亲说:是屋后的老榆树,养活了你们兄妹六人。

我也有略有所记。小的时候,姑且不要说青黄不接之时,春末的时候,家里往往便会断了粮了。

父亲是一名中医,也是方圆几十公里内唯一的一位医生,在那个贫困、落后、多灾、多难的年代,他只顾着行医救人,根本顾不上我们的生计,如此重任便落在了母亲的身上了。

母亲年轻时读过女子学校,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她总是千方百计地为子女们能吃上饱饭而想尽办法,面对困境,从不畏惧,也毫无怨言。是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近乎沿街乞讨般的生活,寻求邻里帮助,未果。到最后我们还是把生存的希望落在了屋后的老榆树身上。

去公社交公粮的时候,正是秋收后。母亲套好牛车,我便早早地跑到车上坐着。这时,全家人的心情都很低落。靠天吃饭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北方的一种现状,也是一种无奈。科技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常年干旱少雨,人们在土窝里刨食。“种一坡,割一车,打一簸箕,煮一锅 ……” 这样的歌谣自从我出生时就响于耳边。

那时候刚要实行计划生育,家家都有四、五个孩子,甚至有七、八个的。记得临村牧区的家庭孩子生养得更多,有十多个的。后与我同班上学的乌十三,家里就有哥,姐十三个,他是最小的,遂叫乌十三。可不幸的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极度贫瘠的土地上,多有半路夭折的,乌十三家就是最后只活下了他们哥姐九个,死了四人。

春天的耕耘,夏天的忙碌,辛苦到秋天,人们从风沙、泥土里扒出的这些粮食还要交公粮三成,全家七、八口人,看着黄澄澄的粮食倒入公仓里,心里甚是失落。一年下来,人口多的家庭每人均不上一斗米,缺粮、断粮,吃不饱便成了我童年中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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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我们能活下来,全靠屋后的那棵大榆树了。树上结的串串榆钱儿就是我们春夏季的口粮,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

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不知道那时候我们是怎么度过来的,但是总归是走过来了,如今每当看见一串串油绿、水灵的榆树钱儿,都会想起小时候那段凄苦的岁月。

其实父亲好像从外面也没吃过一顿饱饭,但他总是行医在外,估计还是能吃到一些东西的。因为,偶尔会从乡亲们家中为我们带回几个鸡蛋或一些咸菜疙瘩来。

春末天暖的时候,屋后的老榆树便开始泛绿、抽芽、结钱儿。

村里人说,屋后的大榆树比这个村子还早呢。最早这里没有房屋,也没人居住,这里是一条路,大榆树便在路边上独立,枝繁叶茂,像一把大伞,南来北往的路人在树下乘凉避雨。后来说是来了一位黄姓的中年人,先是在大榆树下摆了个西瓜摊儿,后又盖了两间简易的木房,方便路人喝茶歇脚,有点儿驿站的味道。

一年冬天,驿站主人跟随过路的队伍闹革命去了,两间小房便空置起来。父亲说,爷爷年轻时从关内来北方行医,路过这里。当时是晚上,上不着村,下不着店,连渴带饿的头发昏、眼发花。行至大榆树处见有空置的房子,决定在这里住下。当时正值春天,见大榆树上树钱儿,又大又圆,密而厚实,便撸下来饱饱地吃了一顿,倒在木房子里便睡起来。睡了一晚,攒好了力气,第二天进城坐上了马车回关里了。

知青下乡时,村子里已经有四百多户人家了。但全村人都不愿住在大榆树下,说兵荒马乱的这么多年,这里不吉利。听说三几年时,还有日本兵死在这里!父亲来到这里,一眼便相中了大榆树,好像与爷爷去世时还念念不忘救过他命的大榆树描述的形象相仿。于是,父亲便花钱将两间废弃的木房连同大榆树买下,翻盖成三间土房定居下来。

大榆树高耸挺拔,树干打了两次弯,在一人多高处,分出三个枝丫,我们时常坐在上面读书,游戏。枝丫伸展出去,笼罩着地面,足有几丈宽,枝条柔软而翠绿,我们苦涩的童年就是在大榆树下度过的。

断粮的时候,为了节粮,能吃上顿纯榆钱儿饭就不错了。大部分吃的是上一年的陈秕谷、秕高粱

记得姐姐背上半袋秕高粱到村口的碾房,我们推着石碾碾压,为了是去掉帽壳儿。但壳子是不能多去的,如果去得彻底,米仁就所剩无几了。其实就是把高粱帽子压碎,特别粗糙的簸出去。把细一点儿的糠皮和寥寥无几的米仁留下。

回来煮粥,吃着很香。

可是,高粱米本身就发涩,带有些糖皮儿更是糙得让人难以下咽,甚至大便干燥、成结,便不出来。

那时我很小,却也记事了,总是跟在哥哥们身后。去撸榆钱儿时,我等在树下,哥哥们在树上,摘着已经被邻里孩子偷摘后剩下零星儿的榆树钱儿,拿回来掺在高粱粥里面,吃起来滑润、清香。

到后来,榆树钱儿彻底被摘光了。高粱糠皮儿的稀粥还是无法下咽,沒办法,便将细一些的榆树枝儿折下来,去除树枝外的老皮,挨着枝干的嫩皮扒下来,切碎,放入锅里,和在高粱粥里一起煮。这样的粥吃着粘乎、润肠。

如此这般,时间一久。老榆树便叶落枝残,伤痕累累。我们望着屋后的老榆树,心情便黯然起来。

巴林草原上的夏季炎热而漫长,昼伏夜出的老鼠也在寻觅着食物。

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里,我的童年是灰暗的。没有现在孩子的任性、挑食和丰富的食物,那时,能吃饱饭就是童年最大的快乐!

好不容易捱过了夏天,遥见秋色,有些庄稼就要熟儿了,我们有了盼头,便高兴起来。

有一年夏末,外婆远从关内背着包裹来看我们。正是秋黄不接之时,家里的陈秕粮食也吃完了。母亲便叫我们带上镰刀,去地里挑选成熟一点的高粱,把头扦回来。这个季节大田里只有高粱,算是长得快的了,正在灌浆或硬面,这要挑成色好、长得粗壮的高粱,把头扦下来,放在小簸箕里,用手将高粱粒儿搓掉,然后拿到碾房去碾压退皮。陈高粱还好,发干,容易去皮并将皮压碎;新高粱刚灌完浆儿才硬面,发湿。一压一个饼儿,去皮很困难。无奈,只能把粗糙的帽壳儿去掉,米仁儿上还带着好多皮子,就这样下锅了。

外婆的牙不好,吃着粗糙带皮的高粱米粥肯定是不行,发涩,剌嗓子。没办法,母亲还是让哥哥去屋后的大榆树上砍些枝杈,拿回来扒皮,去掉外层老皮,将里面的嫰皮切碎放在高粱米锅里一同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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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叶落枝残、伤痕累累的大榆树,又被砍掉枝丫,伤口处白茬茬儿的,似乎如人露着白骨一样,我们看着心疼的落泪。

一连几天早上,母亲都暗自叮嘱我们说:姥姥来咱家了,吃得不够,你们要少吃点,先让姥姥吃饱。

我们点头答应。哥哥姐姐们正是在长身体的年龄,哪能受得了啊。饭吃到一半便离桌了,外婆问起来,我们慌称吃饱了,便站在远处或窗外看着姥姥吃饭,我们咽着口水。直到有一天晚上,外婆在屋外的煤油灯下看见了母亲正在吃发馊儿的野菜团子。

外婆的眼睛湿润了。

第二天早上,外婆收拾好东西执意要走,我们留不住,便喊来了母亲。外婆拉着母亲的手说:你们缺粮这么严重怎么不告诉我?我不能再在你这儿给你增添负担了!说完抹了一把眼泪,背起包裹便走了。

那天早上,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把外婆送走,看着她抽噎的背影消失在土路上。

大约十天后,外婆托人从关内捎来了两袋儿土豆和五十斤谷子。

草原上的云儿越飘越高,西拉木伦河的水也越见清澈起来。

秋天到来了。

父亲从东山北十几里外的牧区回来了,牵回来了一匹大花马,拴在了大榆树下。

我们高兴地围着看,只见这马身高五尺有余,身长足足两米开外;四条腿像柱子一样结实,蹄子又大又厚,腰背滚圆,长得十分匀称;脖子上的鬃毛银灰色的,抖起来十分威风;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闪烁着灵性的目光;耳朵高耸在脑门儿上,聆听着四周的动静,显得十分机敏;倒是一身奶牛色的花让人感到一丝的温顺。

父亲说这是阿希达嘎查长送给他的。

我们知道阿希达嘎查长,他是一个王爷的后裔,家里牲畜很多,牧场很大,日子过的殷实。据说他的母亲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叫人头疮。在人身体的关节处,生疮流脓,长得特别像人的五官,眼睛、鼻子、嘴等,故称人头疮。严重者全身溃烂,生活无法自理,不能下地,卧床不起。

阿希达嘎查长的母亲已卧床一年之久,为了他母亲的病,他来请过父亲几次,认识后我们便称他叔叔。

阿希达叔叔对我们很好,经常给我们带一些学习用品,如一个本子或几支铅笔。他善良、正直、淳朴;喝完酒后他总会在村东的山坡上唱上几段长调,直至他的马驮着他信马由缰的消失在回去的路的尽头时,歌声还在大榆树上空回旋。

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决定给阿希达的母亲治病。父亲翻遍了爷爷留给他所有的药书,还有偏方、案例。将发黄了的且被老鼠啃的只剩下个芯儿的药书看了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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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放学后,父亲便叫我们拿着小药瓶去捉潮虫,捡鸽子屎,还有鸡屎白等等。说是做偏方配药用,治病救人。

父亲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通过内服外敷就把阿希达嘎查长母亲的病治好了,还能下地走路了。阿希达激动万分,为了表示感恩,就将这匹大花马送给了父亲。

父亲推让多次,阿希达嘎查长坚持要给,父亲便掂量着用什么来回礼。巴林草原上有个礼规,礼物都是互赠的,不能白要别人的礼物。父亲行医一生,尽管清贫,从来没白要过别人的东西。思来想去,他便想到了大榆树。

父亲读过私塾,又是学中医的,阴阳、八卦等自然略通一些,曾有多人要买我家的大榆树,父亲总是笑以“宅后有榆,百鬼不近”为由,搪塞众人。

阿希达叔叔在我家喝酒时多次提到了大榆树,他说他相中了屋后的大榆树了。曾拿着尺子在大榆树下,前瞅后看,左量右约的,口中不停发出啧啧赞声,并说这要是在他家门前立个拴马桩儿,再投个犁杖,那再好不过了。

据说三哥见他量过,也听他说过。回来告诉我们时气愤的说:他想得美!

那天晚上父亲说要将大榆树送给阿希达嘎查长时,全家人都沉默了,我似乎还听到有人在小声地泣噎。

最后,还是母亲坚定地对父亲说,还是把大榆树留下吧!

第二天一早,父亲默默地牵着大花马,走过东山十几里路,给阿希达叔叔送了回去。

袅袅地炊烟在赛罕乌拉山南麓飘拂着,使这个寒冷的冬季平添了几分色泽与温度。

二十年前的一个冬天,我从部队探亲回家,又见到了大榆树。时隔二十年,大榆树变成了老榆树。身上的斑斑伤痕使她愈显苍老,枝条干瘪如老人的白发,已有部分枝杈干枯了,但她依旧在寒风中挺直腰杆,仰着头,似乎在期望着什么。

想起我们童年时,她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有活力。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她忍痛将自己的花果和津液,几乎倾其所有地给了我们。

我越想心情越发沉重起来。

那年春节,我和母亲在老榆树下合了影。

又过了几年, 一个秋雨后的早上,老榆树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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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迷信,但再也见不到淳朴的父老乡亲们跪拜在老榆树下,祈求上苍开恩降雨了;一眼眼机井将地下白哗哗的水抽上来,在滋润着禾苗儿。

虽有所愿,但再也见不到村里取媳妇的人家,要将大块红布系与老榆树身上期昐人丁兴旺,儿孙满堂了;科学生育已普及万家。

纵使荒唐,但再也见不到邻里打起官司来要到老榆树面前念叨念叨,倾诉一番,期盼着理占上风;最后仍以和睦相处而告终。

无论如何,再也见不到腊八节时,母亲要将粘粥涂抹在老榆树身上,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日新月异的美好生活,老百姓已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我的心情越想越发晴朗起来。

我一直在惦记着故乡的老宅,经过这么多年,也不知它下况如何了。

去年春天,我又回到了老宅处,那里已经荡为平地了。老宅和老榆树均已不见了踪迹,代替它的是一片葱郁的榆树幼苗,茂密而葱绿,圣洁而挺拔。

驻村的脱贫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已经是育苗基地了,培育出了大量的幼苗。

“你看,北山和东山的绿色都是源于这里!” 他指着村北和村东两座绿悠悠的山说。

突然他又神秘的和我讲:“真是奇了怪了,这里畦什么苗都不长,只长榆树苗儿,还长得好!”

我瞅了瞅他,没有回答。心里怀念依旧,但悲凉少了许多。

母亲说她最喜欢花儿了,满山遍野地鲜花热烈、奔放,像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每当见到一串串硕大、圆厚、绿油油的榆钱花儿时,她总会久久凝望,不忍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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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天章 ,男,蒙古族 ,出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资深媒体人;退役于三十八军;2019年就读于北京鲁迅文学院;内蒙古大学第九期文学创作研究班学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河北省楹联协会书法艺术委委员 、内蒙古诗词协会会员。担任共产党万岁丰碑颂内蒙古组委会主任、 内蒙古国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等职。工作、学习以来,共创作、发表新闻稿件、专访报道、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30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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