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有一个儿子叫弘昼，在皇子中排行第五，弘昼是弘历（乾隆）的弟弟，他们俩是在同一天里出生的异母兄弟，弘昼出生时只比弘历晚了一个时辰。

弘昼曾被戏称为荒唐王爷，因为这位皇子不仅在自己的王府吃喝玩乐，还为自己大办丧事。

有人说，他这是为了避免自己卷入皇位之争的一种手段，雍正对这个儿子的所作所为也是不管不问，听之任之。

弘历当了皇帝之后，朝中有人传言弘昼秉性最像雍正。一时间，就把弘昼推到风口浪尖上了。

弘昼既不想学他爹与兄弟相争，也不想被兄弟干掉，只好继续装疯卖傻。接下来，弘昼施展了一通骇人听闻的操作！

他先是在朝堂之上，当着乾隆的面殴打了一位大臣。随后，他又多次向乾隆索要雍正老宅（雍和宫）里的财物，以此来巩固自己疯癫贪财的人设。

乾隆应该对这个弟弟的表现十分满意，史料记载，乾隆不仅没有责怪弘昼暴打了军机大臣，还将雍和宫里的财物都给了弘昼。

在此后一百多年间，弘昼一族远离权力中心，世代都很安稳。

1911年，弘昼的这一支系，传到了“雍正六世孙”溥良和溥良长子毓隆与毓隆的独长子恒同三人这里。

1912年，恒同也有了一个儿子，就是启功（雍正第九世孙），祖孙四世同堂。

岂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13年，还不到20岁的恒同就因病去世，溥良和毓隆两个白发人送黑发人。

启功的母亲哭着要自尽，谁劝也不听，毓隆出面哀求她，别的都不想，你的儿子还要靠你抚养成人啊！听见这句话，她才放弃了寻死的念头。

毓隆曾任安徽学政、四川主考，启功小时候一直在祖父的指导下读书。

早在溥仪退位之时，当过礼部尚书、江苏学政的溥良就打算举家外迁，离开京城。孙子恒同早亡后，溥良和毓隆父子一家人就带着启功母子到了河北易县隐居。

启功小时候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家里人就告诉他，你爹爹长得跟你姑姑很像，幼小的启功就对着姑姑喊爹爹。

启功10岁的时候，溥良和毓隆先后去世，家道中落，生活进入困境。

毓隆生前的几位门生募捐了一笔钱，买了七年公债，利息用来维持启功与守寡的母亲还有终身未嫁的姑姑回到北京后的生活，三人相依为命，清贫度日。

启功从汇文中学辍学后，那笔公债刚好也用完了。

18岁的启功一边去做家教挣钱，一边自己读书、作画。期间，经世交长辈引荐，启功曾求教于贾羲民、吴镜汀、溥心畬、齐白石等人。启功后来的诗、书、画都别具一格，也得益于早年多位名师的指点。

那几位帮助启功家募捐的人，真是负责到底，他们请傅增湘出面，帮启功谋一份固定工作。

傅增湘是启功曾祖溥良的门生，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1933年，在他的推荐下，启功见到了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

陈垣看过启功的诗文和画作，评价“写作俱佳”。了解启功的处境之后，陈垣出面帮助启功得到了第一份正式工作，在辅仁附中，教初中一年级国文。

一年后，因为启功中学肄业，没有文凭，被分管附中的一位“学院长”给辞退了，失去了这份工作。陈垣知道后，又安排启功到辅仁大学美术系做助教，一年后，还是被那位“学院长”因为文凭不够给辞退了。

就是在这种境遇下，比启功大两岁的章宝琛，嫁到了启功家。章宝琛幼时丧母，后母脾气不好，待她刻薄，她是带着自己的弟弟嫁到启功家的，可见她是一个十分看重亲情的人。

婚后，章宝琛承担了全部家务，一个人照顾生病的婆婆和姑姑。

贫贱夫妻百事哀……

有时，心情不好的启功会冲着她嚷上几句，章宝琛就静静地看着这位“皇家后代”发脾气，从不还嘴。几次过后，启功觉得过意不去，就喊章宝琛“姐姐”了。

启功作画，章宝琛出去摆摊卖画，两人相濡以沫，苦中有乐。

1938年，辅仁大学秋季开学时，陈垣对启功说，你来辅仁跟我一起教国文课吧。这一次，陈垣力排众议，破格将启功聘为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

陈垣(立者）

左一启功

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后，陈垣继续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2年，启功被评为副教授职称。

启功在大学教书时，有很多女生经常围着他请教问题，有些好事儿的人就到章宝琛那里嚼舌根，章宝琛听了从来不找启功核实，她甚至对来人讲，谁要是能为启功生育儿女，她一定感谢她，一定会把孩子当自己亲生子女一样，那些来嚼舌的人听了，便不再来了。

1957年，启功的母亲和姑姑相继因病去世，看着尽心尽力为两位亲人养老送终的妻子，启功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五十年代后期，启功被划为右派，停薪停职。六十年代中期，运动来了，身为“封建余孽”的启功继续被批判。

启功从小学画，曾立志要成为像齐白石那样的画家。成年后，启功为了生计卖画时，曾有人向他提出“只要画，不要题字”的要求，可见当时他的字写得也是一般般。

那他后来怎么又成了著名书法家了呢？

对此，启功曾经调侃说，他的书法得益于运动中抄写大字报。纸墨笔都不用自己买，自己只管抄写，批判自己的大字报也照抄不误，结果，字就越写越好了。

到后来，他写的大字报张贴出去之后会被人悄悄在半夜揭走。那时，启功意识到自己的字大概是练到火候了。

一场运动，启功从别人“只要画，不要题字”变成了人家“只求字，不要画”。好端端的一个画家，就这样变身成了书法家。

有一天，启功听“传话人”告诉他，军代表要把他调到“二十四师”……回家后，启功忐忑不安，一夜未睡。第二天，他见到了军代表，才知道是调他去编辑《二十四史》。

启功章宝琛夫妇

1975年，章宝琛肝病复发，启功当时已被军代表调到灯市西口的中华书局，负责点校二十四史的《清史稿》，他便将妻子送到与书局相距不远的北大医院。

白天，启功到书局上班，请了一位看护照顾妻子；晚上，启功就睡在病房，陪妻子聊天。章宝琛一直遗憾自己没能生儿育女，病中的她对启功说，如果自己先走了，要启功一定找个人照顾自己，这样她才能放心。

医治三个多月，操劳一生的妻子还是走了。

临终前，章宝琛悄悄告诉启功，她在住所附近埋了东西，叮嘱启功等上几年再挖出来……

章宝琛去世一年后，运动结束，北师大恢复了课程，重回讲坛的启功将妻子埋藏的东西取了出来，里面是他多年的书画和手稿，启功原以为这些都在运动中抄家毁掉了，却被妻子冒着风险保存了下来……睹物思人，启功感慨万千。

1979年，启功被正式平反，涨了工资。

1982年，他从蛰居20多年的小乘巷破房子，搬进了北师大50年代建的“小红楼”。

房子有了，生活好了，启功却说，自己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因为有难同当的人，没能有福同享。自己应该多吃一点苦，才对得起死去的妻子。

生活中，启功经常是面条黄瓜拌炸酱就是一顿饭。一次义展，他的书画税后所得人民币163万元，全都捐给了北师大助学基金，学校要用他的名字为基金命名，他坚决不同意，他请求用恩师陈垣书斋名“励耘”二字，设立了励耘奖学基金。

启功还把家里的双人床换成了单人床，谢绝了那些为他提亲说媒的热心人……

妻子章宝琛去世后，启功独自生活了30年。2005年，92岁的启功在北京去世。

晚年的启功思念妻子，写下二十首五言绝句：“结婚四十年，从来无吵闹，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相依四十年，半贫半多病。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今日你先死，此事坏亦好。免得我死时，把你急坏了……你再待两年，咱们一处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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