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5日中午，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阴冷的狂风呼啸着，拍打着医院的窗户，噼里啪啦地响声直入鼓膜，给人一种心神不宁的感觉。

就在人们被阴风吹得心烦意乱、无法午休的时候，两声沉闷的枪声从一间病房里传出，一下子把大家的睡意惊得无影无踪。

人们纷纷朝枪响的地方跑去，想要看看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医生助理张富云就是当时最早赶往现场的人员之一。

循着枪声，张富云很快就找到了出事的病房，因为里面传出了让其震惊不已的呵斥声：

“你们日本医生杀了鲁迅先生，现在又要来杀我！想都不要想！”还没有等张富云来得及推门而入，只听病房里面又是“砰”的一声枪响，随即就是被击中者痛苦的呻吟声。

不再犹豫，张富云一下子推开了房间的门。

房间里面血腥的一幕让她大吃一惊，紧张的双手紧紧地捂着自己的嘴巴，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张富云观察了一下，发现躺在地上的受害人情况非常糟糕，头部、腰部和腿部各有一个血洞在咕噜咕噜地往外冒着血，轻微起伏的胸部表明他还有微弱的呼吸，身体也时不时地痉挛一下。

而那名开枪行凶的人此刻已经被两名警卫死死地拉着，但依然控制不住眼睛已经变得通红的凶手，他疯狂地挣扎着想要向那名已经中枪流血倒地的受害者扑去，口里狂喊着“他要暗杀我，我就要打死他！”

凶手很快被赶来的保卫部门人员控制住，医院随即对伤者进行全力的抢救，华北军区还从北京方面调过来了最优秀外科专家进行救治。但遗憾的是，头部的那一枪击中了伤者的要害，再优秀的专家也回天无力，受害者还是死在了手术台上。

那么，行凶者是谁？受害者又是谁，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行凶者，可不是一般人，而是曾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和《华北画报》社主任的师级干部沙飞。

被杀者，也不是一般人，而是当时的八路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内科主任、曾经的侵华日军北京陆军医院军医津泽胜，沙飞的主治医生。津泽胜是最早参加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之一，日本战败以后，他加入了八路军，在白求恩国际医院做军医，其间治愈了不少病人。

关注历史的读者们，都会经常在网络上看到许多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日军作战的经典战地照片，无不被八路军与侵略者英勇作战时那种不怕牺牲的精神所激励，这些照片也成为我们了解那个时候真实情况的一个窗口。

许多人都会在心里产生一个疑问，这些真实的战场照片，都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去拍这些九死一生的照片呢？

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就是中国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沙飞，也可以说是我军战地摄影记者第一人。

但遗憾的是，沙飞却因为杀害为其治病的日本医生被判死刑，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1950年3月沙飞被执行枪决，时年还不到38岁，令人唏嘘不已。

沙飞，原名司徒传，又名司徒怀，广东开平人，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里。

北伐战争期间，刚从广东省无线电学校毕业、年仅14岁的沙飞便参加了北伐军，在北伐军中担任报务员。

1932年初，20岁的沙飞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其间结识了女同事王辉，不久两人即陷入爱河，并喜结连理。由于在新婚蜜月旅行时买了部照相机，使得沙飞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让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这竟也成了他终生的事业。

这其间，沙飞对鲁迅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完了鲁迅所有的作品，其思想深受鲁迅的影响，这也为他后来拍摄鲁迅埋下了伏笔。

1935年6月，沙飞以别名司徒怀加入上海黑白影社，这算是他职业摄影生涯的前奏曲。

这个时候的沙飞，对摄影的追求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不再满足于一般的拍摄，他更是被塞尔维亚青年枪杀斐迪南大公的即时摄影作品深深地震撼和吸引。拍出类似这样的照片，用照相机记录历史，就成了沙飞的追求。他说，“假如我不认真地拍摄，一定终生遗憾，也有负于历史。”

而要做到这些，则需要一个契机。

1936年9月，沙飞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读书。当年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上，第一次见到鲁迅的沙飞异常激动，非常忐忑地偷偷拍下了几张鲁迅在木刻展会上与人热情谈话的珍贵画面。

这些照片真实地记录了鲁迅当时的活动场景，沙飞对此十分满意，他把照片冲洗之后寄给了鲁迅，还在其中两张照片上题了字。

这次木刻展览会，是鲁迅抱病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所以这些照片也成了仅存的历史孤本，沙飞也因此大放异彩，作品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此时还是大学生的沙飞也因此在摄影界崭露头角。

但不幸的是，沙飞还沉浸在为鲁迅拍照的喜悦中时，却传来了鲁迅先生于10月19日早上5时20分去世的消息。

得知自己心目中的偶像逝世，沙飞当即背上照相机，直奔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寓所。

此时，这里已经来了不少社会名流，其中一些也和沙飞较为熟悉。

他默立在先生遗体前，深深鞠了3个躬，然后轻轻打开照相机，怀着对先生离世的悲伤和对先生的敬仰，沙飞连按了几下快门，记录下了鲁迅先生离世时的珍贵照片。

沙飞发现，在鲁迅先生的灵堂前摆放的两张遗像，其中一张就是他自己在11天前木刻展览会上为鲁迅先生偷拍的照片，另外一张则是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3年5月拍摄的鲁迅先生照片。

可见，沙飞拍摄的照片是得到了鲁迅先生和家人欣赏与认可的。

在鲁迅先生葬礼期间，沙飞用自己手中的相机，真实地记录了葬礼的全过程，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照片。

而沙飞这个名字，也就是在他公开发表这些照片的时候所改，因为他希望自己能够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

这些珍贵的照片，被他标注为《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并以沙飞的笔名发表在《作家》、《良友》等一系列刊物上，引起了社会巨大的轰动。

而导致沙飞后来枪杀日本医生的原始动因，就来自鲁迅先生葬礼上的一则传闻。

根据传闻，沙飞得知鲁迅先生是被为其治病的日本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害死的，而这也成为其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而鲁迅患的也是肺结核，和沙飞后来的肺病一样。

至于鲁迅先生真正的死因，是不是和须藤有关，学界有不同的看法，除了当时肺结核的确难治以外，也和须藤误诊有关，这是其中一个比较流行说法。当然，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沙飞相信鲁迅先生是被须藤有意害死的，这也是当时许多人的看法。

此后，沙飞先后在广州和桂林等地举办了摄影展，关于鲁迅先生的摄影作品，则成为这些摄影展上的主要作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每一个中国人都将爆发出最后的吼声。沙飞也是在这个时候，奋勇投身到了华北抗日最前线。

8月底，带着鲁迅先生照片的底片和朋友们捐助的实验器材，沙飞来到了山西省太原市，在李公朴创办的《全民通讯社》做摄影记者，他要以手中的照相机为武器，把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真实地记录下来。

1937年底，满怀民族救亡责任、思想进步的沙飞，参加了八路军，作为我军第一名战地记者，开始随军到抗战前线拍摄照片。在前线期间，沙飞不但相机记录了八路军战士奋勇杀敌的场景，同样也记录了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既记录了八路军领导人工作生活和指挥作战的场景，也记录了白求恩等医生们抢救伤员的场景；既拍摄了广大人民踊跃支援抗战的场景，也记录了敌后恢复生产的场景。

涞源浮图峪长城抗日、平型关大捷、黄土岭伏击战和百团大战等等八路军抗日战场上，都活跃着沙飞的身影。

沙飞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这些照片，不但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积极性，同样也成为反击侵略者的利器。

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之后，沙飞在八路军太原办事处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一一五师政委的聂荣臻，二人也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沙飞跟随一一五师参加了许多著名的战斗，拍摄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战地摄影作品。

聂荣臻安排他去杨成武的独立团跟拍。因为沙飞不会骑马，加上拍照需要双手，所以他在马上老摔跤。为了沙飞的安全，杨成武给他安排了一名马夫和警卫员。

阜平阻击战时八路军与鬼子拼刺刀的肉搏画面，就是沙飞拍的，此战，沙飞的棉袄也被打穿三个大洞，万幸的是子弹只是穿袄而过，沙飞没有受伤。

著名的《将军与孤女》系列照片，是聂荣臻在指挥百团大战期间由沙飞拍下的。照片中的小女孩，是八路军在与河北井陉煤矿日军据点的日军交战时，被八路军机枪手在炮火中救出的两名日本小女孩之一美穗子，另外一名当时还处于襁褓之中。

后来，聂荣臻修书一封，将这两名日本小女孩由日军转交给了她们的亲人。

1980年，日本媒体通过沙飞拍摄的这组照片，找到了当时已经是三个孩子母亲的美穗子。那年，美穗子全家来到了中国，在北京见到了聂荣臻，表达了对当年救命之恩的感谢之情。

聂荣臻元帅说：“救你的事，不只我一个人会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不论是谁都会这样做的。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沙飞的战地摄影作品，不但有这样温馨的时刻，更有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那些死于日军刀下的无辜群众，都被沙飞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下来，成为侵华日军罪恶的铁证。

1938年5月，患有肺结核的沙飞身体状况很差，不得不调离报社，去山西五台县卫生所休养。

不久，加拿大人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五台县松岩口村建起了八路军根据地第一所模范医院。在这里，沙飞和同样喜欢摄影的白求恩成了好朋友，沙飞为白求恩拍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后来都成为经典的历史资料得以保存至今。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手术时不慎感染细菌引起败血症去世。去世前，他把自己用的那部带有柯达镜头的新型莱丁娜相机留给了沙飞，这部相机也一直伴随着沙飞的拍摄生涯。

由于长期过度劳累，沙飞的身体抵抗力变得低下，他以前不幸染上的肺结核也越来越严重，不得不于1948年5月住进了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医治。

此时的沙飞，已经是华北军区的《华北画报》社主任，属于师级干部，还配有两名警卫。

而这次住院，正是沙飞悲剧的开始与生命的终结。

沙飞住院后，发现这里有许多原来是日军军医的日本人在这里做医生，而院方为自己安排的主治医生，也是原日军军医的内科主任津泽胜。

这让沙飞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鲁迅先生同样是因患肺结核、同样是由日本医生治疗的事情。当年鲁迅先生去世，沙飞就一直怀疑是那个日本医生动了手脚，这次轮到自己了，让他心里非常不舒服。

其实，除了鲁迅去世的疑案，沙飞对日本医生的不信任，还和1943年12月的柏崖惨案有关。当时，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的日军，为了摧毁影响很大的《晋察冀画报》社，在阜平柏崖村包围了转移到这里的报社和其他八路军部队。

在突围战斗中，报社有9人牺牲，4人受重伤。更为惨烈的是，当时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锄奸部部长余光文的妻子张立和才两个月的儿子被日军抓住，敌人用刺刀刺死了张立后，残忍至极的日军将她的儿子和另外一名哭闹的婴儿一同扔进了一口燃着熊熊大火的大锅里活活烫死了。

沙飞自己也因为在这次战斗中负伤，因为冻伤下肢差一点被截肢，还是靠不停涂抹凡士林才侥幸保住了小腿。

这次惨案后，沙飞的行为就变得有些不正常了，经常自言自语，走路时不停地左右摆手。

在沙飞的内心深处，日本人，就是残忍的代名词。

实际上，为沙飞主治的医生津泽胜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医疗水平很高，对治疗沙飞的病也非常尽心。

但沙飞一直对这个日本籍的医生持怀疑态度，认为自己终究会被他加害。沙飞经常私下里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又来害我”。

为此，沙飞不止一次向组织反映，他要求更换医生。但因为沙飞住院期间精神不稳定，经常发脾气，院方认为沙飞仅仅是发发牢骚而已，也就没有当回事，依然坚持让其为沙飞治疗。

在津泽胜对其治疗期间，沙飞要么不配合，要么对津泽胜恶语相向，但津泽胜都没有计较，依然尽心尽力为其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沙飞的肺结核病有了很大的改善，再治疗一些时候，就可以出院正常生活了。

但沙飞却私下里给上级写信，控告津泽胜为他做X光，损害了他的生理机能，还对他进行折磨。

可能是为了缓解沙飞对津泽胜的偏见，组织上决定派车接沙飞出院，让其去北京疗养。

但就在他出院那天，惊天惨案却发生了。

那天，也就是1949年12月15日，津泽胜带着助手张富云，照例来给沙飞做检查。检查完以后，沙飞的情况一切正常，津泽胜带着助手便离开了病房。

谁知道没一会儿，津泽胜又被沙飞的警卫员叫了回来，说沙飞找他有话说。

见沙飞有事找自己，津泽胜也没有往别处想，就又回到了病房。见到津泽胜进来，沙飞嘴里不停地说着“你这个没安好心的日本特务。”因为沙飞这个事情以来一直不断说些类似的话，但也只是说说，大家已经习惯了，也就没有往心里去，想着沙飞这次肯定也和以前一样发发牢骚就好了。

谁知道，这次却不同了，沙飞口里说着，手上也没闲着，从右边口袋里掏出手枪，对着津泽胜就是两枪。

开枪以后，沙飞还对着津泽胜倒下的地方说，“你们日本医生杀了鲁迅先生，现在又要来杀我！想都不要想！”

见沙飞竟然真的开枪伤人，两名警卫员急忙拉着沙飞，试图下了他的枪。但沙飞转身用枪逼退了他们，再次对着津泽胜开了一枪。

两名警卫员再也顾不上其他，再次上去死命地抱住了沙飞。“他要暗杀我，我就要打死他！”被警卫员按住的沙飞，嘴里依然不停地说着这样的话。

但这个时候的津泽胜，额头、腰部和腿上各中了一枪，尤其是头部的伤，直中要害，经抢救无效死在了手术台上。

枪杀案发生后，沙飞静静地坐在病房里，等待华北军区军法处的人过来抓他。

在石家庄华北军证大学军法处的囚室里，沙飞依然并不认为自己有问题，还为此写了《血的控诉》和其他材料指控日本医生试图用化学药物和细菌杀死他。

但经过调查核实，并没有发现津泽胜在对沙飞治疗期间有什么违规的地方，相反对沙飞的治疗十分尽心尽力，治疗方案都是针对沙飞的病情制定的，沙飞也因为这样的治疗，身体才逐渐好转的。

既然津泽胜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应该是出在沙飞身上了。

为此，聂荣臻指示调查人员，查一下沙飞是否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但调查人员经过调查，认为沙飞在文字、语言等方面的表达能力一切正常，并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精神症状，只是脾气有些暴躁。

不久，华北军区军法处判处沙飞极刑。

由于并没有核实沙飞在枪击时有精神方面的认知障碍，聂荣臻含泪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自从沙飞和聂荣臻在太原相识，到此时已经是十二载，两个人既是上下级，也是老朋友。此时亲手在沙飞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聂荣臻的心情可想而知。

1950年3月4日清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斜对面的荒郊野地里，已经站着许多群众，他们都是来为沙飞送上最后一程的。

不久，一辆军用吉普车开了过来，然后停下。沙飞在两名解放军战士的押解下，走下了吉普车。

此时的沙飞，面部没有任何表情，那身崭新的军服上，帽徽和领章都没有了。

待沙飞走到预定地点，两名解放军战士对他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随着一声枪响，我军战地摄影第一人沙飞，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只有38岁的人生历程。

现场气氛压抑得让人无法呼吸，只有忍不住的低泣声在华北的寒风里飘荡着。

得知沙飞已经被执行的消息，聂荣臻含着眼泪下令为其厚葬。

津泽胜死时才42岁，他的妻子捧着津泽胜的骨灰，带着4个孩子回到了日本。

沙飞死后，他的家人一直对他的死刑判决有疑问，认为沙飞当时有精神认知方面的问题，不应该负刑事责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司法鉴定在精神疾病认定方面的重视，沙飞的家人开始为沙飞当年的判决进行申诉。

1984年4月15日，杨成武就沙飞一案专程去看望聂荣臻，在谈及沙飞一案时，聂荣臻说了四个“事实”：

“沙飞杀了日本人是事实，我们杀了他也是事实，他有精神病是事实，事隔30多年也是事实。”

针对沙飞当时的精神状态，经过对当时沙飞所处环境和他的实际情况，1985年6月8日，北医三院精神病研究所在收集了大量可靠而翔实的资料基础上，正式出具了医学鉴定书，鉴定结果为沙飞患有精神分裂症偏执型，也就是存在认知障碍，枪杀日籍医生津泽胜时正处于疾病期，属于辨认障碍，应判定无责任能力。

这样的鉴定书，实际上也等于说为沙飞间接的平反。

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1950年2月24日法字第九号判决，恢复了沙飞军籍。

1986年6月11日，中共北京军区纪检会作出决定，恢复了沙飞党籍。

至此，沙飞当年枪杀津泽胜一案，彻底落下了帷幕。

如果有在天之灵，沙飞应该会感到些许安慰吧。

沙飞和津泽胜，在这个事件中，都是无辜的人，要说最大的责任人，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他们才是这起悲剧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