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9年二月，随着残宋国祚的断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非汉族作为统治民族的全国性政权由此建立，“大元”即这一政权的国号。“大元”国号起用于1271年十一月，其时蒙古对南宋的进攻正取得不断胜利；“大元”作为中原皇朝的天下共号，则始自1279年二月，止于1368年八月。按1368年闰七月二十七日，大元皇帝妥懽帖睦尔北逃茫茫草原，及八月二日，明军攻占大元都城大都（今北京市），至是，大元在中原地区的统治结束，草原民族蒙古在经历了大蒙古国、大元计160余年的辉煌后，终于又回到了故乡北方大草原之上。

“大元”不等于蒙古汗国

建立大元的蒙古族，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草原民族。早在5、6世纪时，从今呼伦贝尔草原向东延伸到嫩江，南抵洮尔河，北迄额尔古纳河下游，已经居住着语言上和东胡有渊源关系的室韦部落。进入7、8世纪，室韦部落逐渐发展起来。

据《旧唐书·北狄传·室韦》，室韦部落中有一支“蒙兀室韦”；“蒙兀”正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译形式。在后来的汉文典籍中，又有大致同音的“萌古”、“朦骨”、“萌骨”等译写；写作“蒙古”，则最早见于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三所引无名氏《炀王江上录》。到了元代，“蒙古”已是普遍的写法。又据学者的研究，在古代蒙古语里，“蒙古”一词或是“鲁钝、孱弱”的意思，又有傲慢勇敢说、长生天说、圆秃说等，它开始只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名称；进入13世纪，在西起三河（今克鲁伦河、鄂嫩河、土拉河）之源、东至呼伦贝尔地带的广阔草原之上，乃形成了一个以蒙古为名称的新的民族共同体，而其标志，便是大蒙古国的建立。

大蒙古国的创始者，是蒙古乞颜部首领铁木真（1162年——1227年）。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骁勇善战的铁木真先后征服蒙古草原上主要的游牧部落，成为最强有力的草原领袖。

1206年，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帖木真召集诸弟、诸子、驸马、伴当和各部落首领，举行忽里勒台（蒙古语“会议”之意）。在这次忽里勒台上，铁木真建树了九斿白旗（蒙古尚九、尚白），接受了“成吉思汗”的称号。至此，大蒙古国正式建立。其时，大蒙古国已控制了东起兴安岭、西迄阿尔泰山、北越贝加尔湖、南达阴山的广阔地域。

成吉思汗在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又把眼光投向了更大的外部世界，并逐步实行了分封制度；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大汗）们也不断地进行军事扩张，除自领一地外，分户封土，建立起“宗藩”性质的汗国（蒙古语称“兀鲁思”，原义指“人民”，延伸义为“领土”、“封地”、“国家”；通称“汗国”）。这些汗国，本是大蒙古国中央分封出去的军政首领，他们直接臣属于大汗，向大汗申报版籍、户口和缴纳贡赋。换言之，大汗与汗国之间存在着一种主从关系。

蒙古大汗与汗国之间的这种主从关系，当成吉思汗（1206年——1227年在位）及其继承人窝阔台（成吉思汗三子，1229年——1241年在位）时代，是能够维持的；然而后来，随着围绕大汗权位争夺的斗争日趋激烈，其政治主从关系遂趋于瓦解。蒙哥汗（窝阔台之弟拖雷长子，1251年——1259年在位）时，大蒙古国即事实上已分裂成了大汗之国（后于1271年正式称“大元”）与三大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并逐渐各自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蒙古三大汗国加上后来的伊利汗国，疆域所及，从中亚、西亚直到欧洲。其中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盛时，东起今鄂毕河下游及额尔齐斯河，西至今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南临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近北极圈；察合台汗国盛时，东起今新疆吐鲁番、罗布泊，西至河姆河下游，北抵阿亚古斯河，南越兴都库什山；窝阔台汗国盛时，西起今新疆喀什与塔拉斯河谷，东至今新疆吐鲁番，北抵额尔齐斯河上游，南及天山南路诸城；又忽必烈继蒙哥即大汗位后始正式建立的伊利汗国，

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北至今土耳其安卡拉以西的克罗卢山脉，西南沿幼发拉底河西岸至今伊拉克巴士拉西南，南达印度洋海岸，北抵高加索山。

按以上地跨亚欧大陆的蒙古汗国，与“大元”不是同一概念。中国历史上的元朝纪年，是从1271年开始的，是年，忽必烈建国号“大元”。然而，蒙哥弟忽必烈的成为大汗，是与弟阿里不哥争夺的结果；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举行的只有部分宗王参加的选汗大会，也与蒙古传统不合，因为按照蒙古传统，选汗的忽里勒台应在三河之源举行，而且必须有各系宗王参加。以此，忽必烈及忽必烈以后的大元皇帝，虽然名义上是“宗主”性质的蒙古大汗，如事实上已成独立政权的诸汗国，仍奉大元皇帝为大汗，为“一切蒙古君主的君主”、“四海万民之君和成吉思汗家族之长”，又在通常情况下，诸汗国汗位的承袭，也必须在形式上取得大元皇帝的认可，但是这些，其实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已，大元的疆域，也并不包括蒙古汗国的疆域在内。

不过即便如此，以蒙古本部和中原地区为基础的大元疆域，还是远超汉、唐极盛时期。以灭宋的次年即1280年为例，大元版图所届，在北方，西起今额尔齐斯河，东至鄂霍次克海，即有今西伯利亚、伊犁河流域、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及外兴安岭，跨海有库页岛；在东部，拥有朝鲜半岛的北部；在西南，有西藏、云南，并包括今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等地，缅甸东北部，泰国北部，老挝北部；又东至海，并辖有今澎湖列岛、韩国济州岛。

大元疆域是空前广大的，《元史·地理志》即指出：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

按“起朔漠”，1206年铁木真建大蒙古国；“并西域”，1218年并西辽；“平西夏”，1227年事；“灭女真”，1234年蒙古、南宋联军灭金；“臣高丽”，成吉思汗时高丽（今朝鲜半岛大部）称臣，此后对高丽的征服也维持了较长时间；“定南诏”，1254年定大理（同时招降吐蕃诸部）；“下江南”，1276年宋廷奉表投降，1279年残宋灭亡：至此，“天下为一”。而此“天下为一”的中原皇朝，正是从大蒙古国嬗变、分化而来的元朝，“大元”也由此成为继宋而起的又一天下共号。

蒙古大汗国号演变过程

如上所述，1206年成吉思汗帖木真在草原上建国，时以族名称国家，号Yeke Mongghol Ulus，汉译“大蒙古国”；1271年十一月，名义上的蒙古大汗忽必烈在汉地定国号“大元”。按Yeke Mongghol Ulus及其汉译形式的“大蒙古国”，都是蒙古大汗的国号；又有“大朝”，为习用的简称，非正式的大汗国号。复杂的是，Yeke Mongghol Ulus、大蒙古国、大朝，使用对象既不同，施行地域也不一致。以下简略言之。

(1)Yeke Mongghol Ulus

蒙古之有国号，始自成吉思汗时代，国号Yeke Mongghol Ulus（英文意译“Great Mongol Nation”;汉语音译“也可蒙古兀鲁思”，意译“大蒙古国”）。这一国号，符合中国历史上边疆民族政权最初多以种族名或部族名作为国号的一般规律。作为蒙古大汗的正式国号，Yeke Mongghol Ulus在公文、尤其是外交文书上经常使用。

现存史料中，最早载有蒙文Yeke Mongghol Ulus全名者，为1246年贵由汗（窝阔台长子，1246年——1248年在位）致罗马教皇英诺森国书所用玺书，玺书的前半部为“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国与全世界之汗圣旨”（M?ngketngri-yin küchüdür Yeke Mongghol Ulus-un dalai-in Qanujrlgh）。

必须指出的是，1271年大元国号启用后，Yeke Mongghol Ulus在蒙文中仍然延用，迄于元亡也未改变。如1335年汉蒙合璧碑中，有“Dai On Yeke Mongghol Ulus"(”大元大蒙古国”）；1346年汉蒙合璧碑中，有“Yeke Mongghol Ulus”；又1338年、1362年汉蒙合璧碑中，有“Dai Onkemeke Yeke Mongghol Ulus"(”被称作大元的大蒙古国”）。甚至到了明代，草原蒙古政权仍自称Yeke Mongghol.

（2）大蒙古国
“大蒙古国”是蒙古大汗早期的正式汉文国号。据《元史·耶律留哥传》，这一汉文国号1212年即蒙古伐金之初已经采用；而由1216年成书的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用及“大蒙古国”，又可证明其在1216年前必已通行。及1271年改易国号为“大元”，“大蒙古国”一号遂遭废弃。

由于“大蒙古国”带有明显的种族意味与外来征服政权色彩，影响到了该国号的使用范围。分析现存史料可以认为，该国号的使用主要不在于汉地士民，而是最为普遍地施行于外交文书中，如1271年前蒙古和金、南宋、高丽、日本等国的国书往来，即多用“大蒙古国”。

（3）大朝
相对于“大蒙古国”，“大朝”是稍欠正式、但在汉地士民中使用却最为广泛的又一蒙古汉文国号。这一国号，应该是Yeke Mongghol Ulus的汉文简译，它省去了种族之称的“蒙古”，并将ulus（兀鲁思）依照汉人的观念译成了“朝”，如此，“大朝”可以说是更为汉化的蒙古汉文国号。

“大朝”的采行时间，据出使蒙古的宋人赵珙所撰《蒙鞑备录》（1222年成书）“国号年号”条，“去年春，珙每见其所行文字，犹曰大朝”，则不得晚于1221年；更具可能的是，1217年蒙古大将木华黎受命伐金、建牙燕京以后，即有“大朝”之称。盖此时的蒙古，虽然仍为以草原为重心的游牧国家，但已有加速征服汉地、增强殖民统治的意图；与此相配合，蒙古开始部分地采行汉制，“大朝”应该就是采行汉制、以羁縻中原汉人的重要一环。

然而“大朝”毕竟不象正式的汉式国号，而且在汉语的语境中，“大朝”也有表示尊敬的本朝之意。1271年，随着正式汉式国号“大元”的成立，“大朝”也如同“大蒙古国”一样，遭到了废弃。

1271年十一月，继“大蒙古国”、“大朝”之后，蒙古大汗的又一个汉文、同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式国号“大元”，登台亮相。宣布这一国号的是忽必烈所颁发的《建国号诏》：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振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於戏！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

这一篇皇皇文献，见于《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八年十一月乙亥条，可谓有关中国国号研究的颇为难得的材料。按极有意味的是，尽管中国历史上称尊建号者众多，国号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符号也极为重要，国号的具体由来却很少有正规的文件留传下来，或者当初就没有形成这样的正规文件，尤其对于汉族政权而言更是如此。也许取名定号，本来就有一定的规矩，并且肯定受到时代好尚的影响，所以不必赘言。值得注意的，反而是一些比较“心虚”的、“底气”可能不足的、在汉地建立的非汉族政权，如史籍出于某种情形，记下了某些非汉族政权定立国号的过程，前述匈奴刘渊的汉、匈奴刘勃勃的夏、鲜卑拓跋的魏就是如此；或者这些非汉族政权为了表明其政治或文化取向，为了拉近与汉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也往往会正而八经地君臣集议一番或出台一个文件，说明国号的来源取义，而忽必烈颁发的《建国号诏》，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形。

《建国号诏》既系统阐述了当时对此前历代中原王朝或皇朝国号由来的看法，也列举了以“大元”为国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及大略的过程。而据以分析，并参证其他史料，对于“大元”国号，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其一，蒙古此次建国号的基本思路，是“以义而制称”，以“美名”来接续历代中原王朝或皇朝的正统。按以美名为国号，本是东汉《白虎通德论·号》以来所主张的正统思想，所谓“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号以表功，自克明易姓为子孙制也”，便是这层意思；唐为荡、虞为乐、夏为大、殷为中，也都是《白虎通德论·号》所作出的附会解释。以忽必烈《建国号诏》与《白虎通德论·号》对读，其理论上的承续关系一目了然。然则大元国号的定立，正表明了蒙古大汗政权接受“古制”——汉文化的一个方面，及其通过采用汉式国号、以赢取中原正统的政治与文化企图。

“以义而制称”的大元国号，还有着现实的作用。如朱希祖指出：

蒙古崛起沙漠，而其统一中国，乃定国号曰元，消除地方及种族之色彩，使异国异族之人，失其外族并吞之观念，此最为当时之妙用也。

的确，宣布于加紧征讨南宋之际的大元国号，客观上减少了蒙古统一战争的民族隔阂阻力，下诏建立国号后不到八年，蒙古便彻底平灭了南宋，完成了统一大业。当然，大元国号的“以义而制称”，也有其不得不然的地方，如《建国号诏》认为的“著从初起之地名”的秦、汉，“因即所封之爵邑”的隋、唐，尽管都属一时的权宜，“事殊非古”，可是就是这类“事殊非古”的国号，蒙古事实上也无法因袭。盖蒙古以外族而立国中原，先不曾受过中原皇朝的任何封爵，又无合适的“初起之地名”可用，所以“称义而名”云云，也就成了既符合汉族正统思想、又便于“操作”的国号命名方式了。

其二，忽必烈国号大元，与他所宠任的王恽、刘秉忠等“耆宿诣庭，奏章申请”分不开。王恽《乌台笔补》“建国号事状”条云：

伏见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首建国号，以明肇基之始。方今元虽纪而号未立，盖未有举行之者，是大阙然。钦惟圣朝统接三五，以堂堂数万里之区宇，垂六十年大号未建，何以威仰万方，昭示后世？愚以谓国之称宜下公卿大臣及五品以上官集议阙下，则天下幸甚！

按“方今元虽纪而号未立”者，“元虽纪”指1260年三月忽必烈即大汗位后，随即于五月建元“中统”（1264年八月又改元“至元”）。虽然在汉族的历史上，建元也是开国的头等大事，但对于旧制以十二生肖纪年（如猴儿年、鼠年一类）的蒙古民族而言，更为前所未有的创举。至于“号未立”，盖王恽视“大蒙古国”、“大朝”为非正式国号，王恽所希望“集议”建立者，乃是符合历代中原皇朝传统的汉式国号，从而使“圣朝统接”三皇五帝一类的中国“有天下之君”。又“公卿大臣及五品以上官集议”的具体情形，虽然难以详考，但据《元史·刘秉忠传》至元“八年，奏建国号曰大元”的记载，则忽必烈最早信用的汉人幕僚刘秉忠，是献议以“大元”为国号的关键人物。

刘秉忠画像

在建国号这件大事上，不可不提者还有徒单公履。忽必烈所颁发的《建国号诏》，即出自徒单公履之手。

要之，汉臣王恽请建国号，汉臣刘秉忠奏号大元，汉化女真人徒单公履受命拟诏，于是乃有新的蒙古大汗汉式国号“大元”的出现。

其三，《建国号诏》“体仁之要”、“道协天人”云云，反映了蒙古从“马上取天下”的游牧国家到“不可以马上治”的中原皇朝的转变；大元国号的确立，则可以认作此种转变完成的标志之一。按1260年四月，忽必烈颁布了即位诏。诏书指出：成吉思汗创业以来的五十余年，“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建极体元，与民更始”。以此为指导，早在继承大汗位前即长驻汉地、主管漠南汉地军政诸事的忽必烈，遂更加急进地推行汉法，如建立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确定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实行劝农政策，使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承认和提倡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并设立国子学，用汉文化教育勋戚子弟；把都城移向中原地区；采纳中原的礼仪制度。又建立年号、国号，为皇室先人奉上庙号，也是忽必烈以汉法治中原的重要措施：寓有“中原正统”之意的“中统”年号创立于1260年五月，1264年八月，在战胜阿里不哥后，又改年号“至元”；1265年为成吉思汗奉上庙号太祖，次年又上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及生父睿宗（拖雷）庙号；1271年建国号大元。至此，蒙古大汗政权全面采取了汉族的建号模式，这“反映着蒙古从游牧国家到中原王朝转变的完成”。

大元国号究竟指什么

关于大元国号的“以义而制称”，上引《建国号诏》有明确的说明，译成白话文就是：“我决定以‘大元’为国号，这是采取《易经》乾卦里‘大哉乾元’的意思。这个陶铸自然界流动变化的各种形态而成宇宙万物的‘元’，是什么赋予它肇创功绩的名义？”考《易·乾卦》：

值得注意的是，“元”字还有其他诸多美意。如由元字本义为人头（首）引申，元有“开始”的意思，《说文解字》:“元，始也”；由《易·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元有“善良”的意思；由《易·乾卦》“大哉乾元”云云，元又有“大”的意思，唐孔颖达《正义》：

大哉乾元者，阳气昊大，乾体广远，又以元大始生万物，故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者，释其乾元称大之义，以万象之物皆资取乾元而各得始生，不失其宜，所以称大也。

以此，元常用来表示“大”，“大哉乾元”的“元”，甚至可以认为本义就是“大”。然则本来就精习《易经》的刘秉忠建议国号时，应当考虑到了“元”字此义。

“元”有“大”之义，由忽必烈的《建国号诏》也可以看出：“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振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我太祖圣武皇帝成吉思汗，手握天子的符瑞，兴起于北方，以神圣勇武的睿资，禀受帝王的谋猷，英伟的声名振动四方，大大地拓展了疆土，版图之广阔，为古所未有”——的确，当1271年定立国号为大元时，蒙古大汗之国已有蒙古本部、西夏、金、大理、吐蕃等五大区域及西辽、南宋部分地。而以此等泱泱大国，“称义”而定“鸿名”，“大元”可谓名副其实。

《易经》书影

尤为巧妙的是，取义于“大”的“元”，与此前的“大蒙古国”、“大朝”又有联系，能够衔接。《经世大典序录·帝号》：

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盖闻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号而为“大元”也，以为昔之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呜呼，制作若此，所以启万万年之资，讵不信欤。

如此，蒙古大汗的三个汉文国号，竟然一脉相承，而且做的都是“大”字的文章！“元”也是“大”，只不过较“大”更富文彩，更加有典有据而已。

忽必烈画像

其实还不独“大元”国号，若世祖忽必烈之年号至元，成宗铁穆耳之年号元贞、大德，武宗海山之年号至大，也都与《易·乾卦》元亨利贞四德及“大”的意义有关。这样看来，立国中原后的蒙古大汗政权，不仅国家建号制度（如年号、庙号、国号）全面采取了汉族的模式、汉语的称谓，其年号、国号的取义，还多与汉民族的传统经典《易》有关。《易》即《易经》、《周易》，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列为《六经》第一，宋代理学家又以《易》居《十三经》之首；又《易经》开卷，便是“乾元亨利贞”。蒙古自忽必烈时代起，便不再是草原游牧国家，而是中原正统皇朝，由此也可见一斑。

中原正统皇朝“大元”，立国至1368年，为新的中原正统皇朝“大明”所取代。不过大元国号并未马上消失，回到草原上的妥欢帖睦尔及其嗣立的二子爱猷识里达腊、脱古思帖木儿，仍奉大元国号（史称“北元”）。1388年，脱古思帖木儿为其将也速迭儿所害，大元国号遂废，1402年鬼力赤杀死坤帖木儿，标志着黄金家族的忽必烈一系失去汗位，北元正式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