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对学生的口头指点，包含了一个很一致的看法，这个看法是关于上古三代文化形式的作用和基础，以及那种文化为什么不能在当前恢复的原因。

在上古三代，礼、乐、舞和诗都协调一致，也就是说，它们是调节人的有效手段。那种对全面培养人十分必要的文化形式丧失了，人们别无选择，只能继之以义理养心，而那些文化形式曾经在三代起过作用。

程颐在另一处以乐为例解释说，这些文化形式起作用，是因为创造它们的圣人完全"得其自然"。

一、程颐的文化观

后世的人或许会掌握律吕权衡中的自然尺度，但是"此等物，虽出于自然，亦须人为之。但古人为之，得其自然，至于规矩，则极尽天下之方圆。”

在这个意义上，由圣人创造的文化客体，并非真的“人为”，因为“然烹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则可用，此非人为，自然也。”

当文化形式有效地显示自然之理来让人们与之协调，在这个范围内，它们就是有价值的。在上古三代，文化形式用以正确地培养学生的身心。

看起来，上古的学生训练有素，他们不必去思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训练他们的手段是根据他们的气，即身体状况调整的。

但是，文化形式作为对过去的记录或遗产，作为古代的厥遗而不是在当前起作用的某种东西，它丧失了真正的价值。

作为遗产，文化属于熟知"闻见"之事的范畴；它不是真正的知识。

面对《论语》在其他地方提到的两段话——颜回说孔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以及他说孔子的"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程颐在第一段话中发现《论语》对博闻多识的事实性的知识和“知要”之知做了正确的区分，第二段话把两者合并起来；

据说那些不知“道”，但能“多识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礼者”，“非颜子所以学于孔子之谓也。……闻见与知之甚异。”

程颐坚持说，圣人言说和写作，不是因为他们想要文，而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手段来传达真实的东西。

圣人有所说，因此有经典，因为他们觉得必须让内在的、规范的生之理明白示人。这使我们回忆起程颐在1057年所宣称的："经所以载道也"，与周敦颐所说的“文所以载道也”很接近。

对程颐来讲，作家们关心文学是表明他们不能理解任何重要的事情。因为写作应该是"明理”的手段，因此读者应该能马上得其意：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见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条平坦底道路。"

然而只有当文字本身没有带来任何问题的时候，情形才会如此。儒家的经典是古代的，而用法已经改变。

任何必须通过研究它们才能了解道的人，都会陷在手段之中而不能自拔。程颐总结说，现在的人一定要在能阅读经典之前就对道有所知：

"古之学者，先由经以识义理。盖始学时，尽是传授。后之学者，却先须识义理，方始看得经。”

经典的真意只能被那些已经了解真理的人所理解。儒家的经典值得研习；它们是现存的与圣人的纽带。

而一个读者一定要设法解决经典因年代久远而产生的种种阅读问题；他一定要了解哪一部分是不连贯的，或在思想上值得怀疑，当他没有语言上的障碍之后，他试着猜想圣人讲这番话最初的情境；接着就可以直接明理。

程颐把文学写作抛在一边，认为是毫无用处的空话，尽管他的确找到某些语言用法的历史。程颐让学生根据义理来褒贬历史人物，以及欣赏圣人如何比常人更善于处事。

据说他本人用历史来检验自己对理的洞察：读书时，他会先阅读一部分，按照内在之理来判断将会发生什么，然后再接着读下去。

如果结果和自己的预期相反，他就会把这种结局当作偶然而置之不顾。简单地讲，他并没有像司马光那样用人们行为的结果来判断一个人，或者试图从政治历史中推导出亘古不变的义理。

然而程颐认识到历史变化和上古三代的"衰落"。初唐的学者把衰落解释为没有维持文化形式；

古文作家把它归因于没有能够保持圣人的价值观；而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对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提到了。

程颐找到了一个创造性的办法来解释历史变化，并且在承认文化形式的变化的同时，避免流露这样的意思，即圣人的文化和价值观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人为的社会建构。

他通过诉诸于气的变化之理来做出解释。人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是由于人心发生变化；人心变化是由于气的变化。

自上古三代以来道德的衰落因此可以归因于气的衰落。由此接着就是说，因为礼是一个协调人之气的手段，所以礼必须变化，以便合乎当今时宜。

既然人是由他们的气所决定，他们就必然要被迫不断衰落直到气重新改善。适合他们的状态的礼的形式似乎不太能改变这个形势。

而程颐并不接受这个结论。圣人们在气之外另有本原，并且能够实现完美协调的礼制。这不是一个持续变化积累的历史过程（就像王安石所认为的），尽管圣人们融合了过去的形式。

由此说来，尽管文化一定要适合气运，但是它也能够被调整，从而对气产生影响。没必要因循惯例、接受衰落。

但是要改变文化，使之成为道德上有效的，这种变化需要拥有一个真实的基础。程颐重新定义了"随时"，这样不断累积的历史变化在价值观的思考中就不必加以考虑。

然而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没有必要通过礼和文化来改善一个人的气。人们可以通过以义理养心来改善他们的气，因为他们气的衰落，只是遮蔽了道德本性，而没有损伤它。

孟子曾经看到人性善，气可以改善；因此孟子之后性善说的失传使人们无法逃避气运。从这个角度来看，气运对历史的影响，应归咎于人们不能保持为学的正确观念。

这是一个“文化”式的观念，它假定人们相信何者是正确的，对人们如何行动起着作用。有学者认为认为程颐的确有时候是在这样讲，尽管他希望避免如此。

在任何情况下，他确信人心有能力知"道"，这使人有可能摆脱气决定人的宿命论。但是如果上古三代已臻完善，为什么会出现衰落？

我们能从程颐的言论中推出的最好的解释是，那些靠直觉来知“道”的圣人，创造了一个与人之理相协调的文化，由此防止气的衰落。

然而因为他们通过文化和气来工作，而不是通过心，一旦一个君主丧失了这种方法，文化就会与气失调，人就成为气自然衰落的牺牲品。

不能正确地调整礼的统治者应受到指责。衰落首先影响到自然界，其次才是人类，这是意味深长的：

“幽王失道，始则万物不得其性，而后恩衰于诸侯以及其九族，其甚也，至于视民如禽兽。”

程颐似乎找到了一条路来避免做这样的结论，即道德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上古三代之文化可以指导当今，以及道德观念是从文化中推导出来。

事实上，他的学说并不很关心文化的问题，而是关心人生的真实基础。

二、程颐的天地观

程颐认为人能够逃避衰落，他愿意在某一种背景中来看待人，要理解程颐对人如何逃避衰落的解释，就有必要考虑他愿意用来看待人的那种背景。

这就是天地，他对此要说的比对文化和历史要多得多。与那些询问文明如何开始的人不同，程颐询问人作为神秘的生物之一，是如何形成的。

在他的文章中，出生是通过气和父母完成的。尽管人自天地之气自发化生之后，继续通过父母生养而存在，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分析，可以说他继续由天地所生。

“天地中只是一个生。人之生于男女，即是天地所生，安得为异？"程颐指出了人与天地本质相通的几个方面。

在一系列语录中，他论说道，如果天地是伟大的创造力量，那么人一定有像天地一样独立的能力来产生气。

由此他认为，我们呼吸的时候，并没有吸入旧气。简单地讲，盛衰的循环并不是一个反复，而是一个新代替旧，代替衰的持续的创生。

气成熟、分裂，再消散。例如，我们所说的海潮，事实上是海水逐渐干涸，然后重新充盈。在程颐看来，那个过程不过就是一种呼吸。

这个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隐含了这样的意思，即由于人分享了天地生"气"的能力，所以他也能改善他的气。

天地为理解人在宇宙间的角色提供了背景。天地带来有秩序的、正确的化生；人也可以如此，因为只有一个道和一个包罗万象的理："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

因此，假设人与天之间有分别就是错误的。人的基本价值观是那些他与天地共享，作为自然之物的东西，但是，理解这一个道并不需要从有关天地之现象的不断积累的知识中去推导。

程颐感兴趣的不是事实，而是完整的，但生机勃勃的普遍创造过程。通过实现他的本性，人能够在人的领域里实现人与天地共同的理，因为“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

圣人是一个完美地实现了本性的人，因此最像天地。正像程颐所解释的，圣人与"天道"不异。而且，"惟天地之量则无满。故圣人者，天地之量也。圣人之量，道也"。

"圣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圣人。”圣人能像天地一样，因为他“固是生知”：也就是说，“只是他生知义理，不待学而知”。

程颐理解圣人的生而知之使他们能“尽天下之理”以及“尽得人道”、“尽得人理”“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

这种知识可以被称作道德之知，但是与其把它看做一套观念，不如说程颐看起来是把它理解为直觉地了解天地所以化生之理。

他把它与关于现象的知识、或者做事的能力相区别，因为这些一定要靠求而后得。孔子是一个圣人；

因此他一定生而知之，不过孔子自己不认为如此，他说过自己犯过错误，并且学以得道。圣人与天地同，但他还是一个人，并且所有的人都是一类，只有一个性和一个理。

但是就程颐所知，圣人之外其余的人未曾"尽人之理"，因为后来的人并未生而具有完全自觉的知识。

程颐用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气的性质来对此作出解释。“气清则才善，气浊则才恶。禀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愚人。

……然此论生知之圣人。若夫学而知之，气无清浊，皆可至于善而复性之本。”气，而不是文化，是使人们自觉于天性的中介。因此要清明就需要治理处于中介位置的气。

人可以使这种气清明，这样它就不会干扰人实现对善的自觉。"气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气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养气者，养之至则清明纯全，而昏塞之患去矣。”

这就是说，当气清明之时，它就与道德准则合而为一。“方其未养，则气自是气，义自是义。及其养成浩然之气，则气与义合矣。”

程颐把气理解为介乎天赋的价值观和人的自觉意识之间的中介，这种理解使他能为所有不善的东西作出解释。

当人为恶的时候，这经常能归因于浊气的干扰。“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途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

这种作为中介的气的存在，解释了人们何以具有不同的技巧和兴趣；它解释了为什么个人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

但是才能的优劣并不是问题所在，因为所有的人都拥有通过让才与性协来使才变好的能力。性对每个人都一样，它就是理本身。

不论一个人的气清浊如何，他都能澄清他的气并自觉于理。学应该致力于实现对人本性所具有的理的自觉。

他能用心来实现这一点，是因为"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天下更无性外之物。"

但是当心应物并表达自己的时候，所出现的东西并不必然是善的。心必须养。二程的一个说法说明了这个问题："理与心一，而人不能会之为一。”

人们不能保持心、性和理为一，因为气是不纯和不清明的。因此就有了不善、妄情，以及对片面的品质和才能的依赖。

该做些什么呢？ —个为学的真正的方法将使人们澄清他们的气，由此把它变成一个尽性的清明中介。

古代为学的方法，通过文化来养气。但是，正像程颐一遍遍告诫他的门生：“今之学者，只有义理以养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