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部长，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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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毛主席听取了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汇报后，勃然大怒：“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你们改叫老爷卫生部好了！”那么，究竟是什么事让毛主席这么生气呢？新中国的卫生运动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老爷卫生部”的状况又该如何解决呢？今天，让我们走进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

卫生事业，听上去没有战场交锋那么刀光剑影，炮火连天，但同样也是影响人民幸福感和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旧社会曾有“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情况，足见卫生事业发展不好的话，将给人民的生命安全带来多大的危害。

在新中国成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多数民众的卫生情况基本是“放养”状态，而一旦碰上疾病，往往只能自求多福，自生自灭。虽然封建王朝的官府往往也会设立一些医药机构，在遭遇瘟疫的时候进行“施药”和赈济，但这类机构能否发挥效用往往和统治者本人有关。

并且由于这类机构和庞大的人口基数根本不成正比，加上古代医疗条件落后，因此实际上即便是“仁君圣主”在位，也并没有能力真正关注全国的医疗状况，只能针对部分特例进行治疗，而且还未必有效。

因此，在封建社会，往往一场常规疫病就足以摧毁一个村庄，一座城市乃至一整个地区。普通民众无论是面对流行性的瘟疫还是面对个体的疾病都束手无策，只能采取“小病硬挺，大病等死”的应对方式。普通民众没钱治病，更没钱长期休养，只能寄希望于迷信，指望着“神灵”能够治好他们的病。

比起靠医馆和郎中，普通百姓往往更依赖于香灰和符文水——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治病，而是因为其无力承担高昂的治疗成本，同时在乡村地区也没有那么多医疗机构。因此他们只能幻想着靠祈祷治好疾病，而这些幻想往往会落空。

《圣经》中曾提出过“天启四骑士”的概念，也称“末日四骑士”，也就是白马骑士——瘟疫、红马骑士——战争、黑马骑士——饥荒、灰马骑士——死亡。去掉其中的宗教色彩，其实就能发现，这四大因素是东西方通用的，正是在古代社会造成大量百姓死亡的“罪魁祸首”，也是长期限制古代人口规模的关键因素。而瘟疫作为“第一匹马”，可见其杀伤力以及人们对它的恐惧。在古代社会，瘟疫基本是难以遏制的，大多数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上天祈祷自己不要感染，或是在感染之后能挺过来。

即便到了民国时期，情况也是类似的。少数先进的西式医院仅仅分布在几个大城市之内，而对于广大乡镇的大多数百姓而言，医疗状况并没有任何变化。民国时期同样有几次“大疫”的记载，比如1918年的山西大瘟疫。北洋政府对此束手无策，唯一的行动就是将感染者和感染严重的地区通通隔离起来，任其自生自灭。

而我党则与这些旧政权不同，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就对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搞好卫生防病工作十分重视，在苏区内大力开展卫生运动。毛主席也曾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指出：“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甚至专门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开展灭蝇灭鼠运动，大大降低了疫病传播的概率。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指示大力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当时部分干部看不起卫生工作，觉得卫生工作只不过是“小事”，没有必要特别关注，更没有必要让领导们亲力亲为，部分卫生口的工作人员也更热衷于调动到经济部门工作。毛主席对这种思想进行了纠正，他特别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在毛主席的推动下，新中国迅速完成了“第一次卫生革命”。

“第一次卫生革命”有哪些成果呢？比如血吸虫病防治。血吸虫病自古以来就是危害我国人民生命健康的一种恶性疾病，解放前在长江以南广泛流行，患病人数达到1000万人以上，造成许多人家破人亡，甚至部分地区整村、整乡都丧命于血吸虫病。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建立了省、市、县、村多级防治机构，通过普及卫生常识，推广医药和轮回诊治等方式，全力消灭血吸虫病。

经过“四年奋战，两年扫尾”，血吸虫病基本被消除，许多痊愈的群众都产生了极大的生产建设热情。1958年，在听说江西省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后，毛主席心潮澎湃，当即写下了《七律·送瘟神》：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除了防治血吸虫病外，还有关键性的“开水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大多数人并没有喝开水的习惯，这其中既有观念因素的影响，也有经济成本的考虑——由于百姓普遍贫困，很多人并没有能力喝开水，因为开水是需要燃料来烧开的，而很多人家里还并不能“奢侈”到用燃料把水烧开的地步。在古代，“喝开水”往往是富贵人家的享受，而且往往是在饮茶、煮汤的时候才会喝。而大多数人往往是直接喝生水，条件好点的自己打井喝水，条件不好的就只能从河边挑水喝了。

而这样直接喝生水的习惯，显然导致了许多疫病的发生。众所周知，生水里是含有大量病菌的，这一点无论是江水、河水、井水还是所谓的“山泉水”都一样，如果不经杀菌消毒程序就直接饮用的话，就很可能导致“病从口入”。在地区人口较为稀疏的时候，这种危害还没那么明显，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工业化的推进，喝生水的风险显然不断升高，近代几次大规模瘟疫的根源，就是饮用水受到了污染。尤其是大量居民同时从一个水源地取水的情况，极易造成疫病的交叉传染。

因此，为了减少饮用生水带来的疫病问题，建国后中央推广“喝开水”，强调喝生水的危害性和喝开水的必要性。这一行动一开始还不被理解，许多人看不到生水与疾病之间的关系，觉得这一运动根本没有必要。直接从水源地喝水不就行了，为什么还非要烧开那么麻烦？“喝水还需要有人教吗？”但毛主席对喝开水十分重视，“多喝热水”这个习惯正是从此时开始的。事实证明，推广喝开水大大降低了疫病流行的概率和危害。

但是，新中国的卫生运动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除四害”的过程中，将麻雀也列为“四害”之一，大力推动捕杀麻雀，从而造成了生态系统的恶化。而另一方面，卫生运动中也出现了官僚主义作风问题，而毛主席对此是最为痛恨的，为此专门提出了批评。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毛主席曾批示：“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并且毛主席指出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军委卫生部，要大力推进反官僚主义斗争：“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后来毛主席听说北京部分医院只接待高级干部，又专门作出指示：“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而毛主席在卫生工作中最为愤怒的一次表现，就是1965年的“六二六指示”了。1965年6月26日，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在报告中提到了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不均，部分医疗人员高高在上，农村医疗经费不足，农民看病难，许多人只能靠“游方郎中”治病等问题。毛主席得知经过了十多年的卫生运动依然有这么多问题存在，也彻底爆发了：“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并且其中还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却无医无药，得不到治疗，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你们改叫老爷卫生部好了！”

此后，毛主席专门提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问题，并指出要培养一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此后在“六二六指示”的指导下，乡村卫生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虽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部分失误，而部分乡村医生的水平确实也不高。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起过去主要靠求神拜佛和游方郎中的情况而言，整个乡村地区的医疗水平在“六二六指示”之后，有了巨大的提升。

而“六二六指示”之后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麻风病的防治。麻风病是一种极为可怕的疾病，会对皮肤造成巨大伤害，让患者变得“面容可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漫长时间内，麻风病往往被认为是不治之症，人们“谈麻色变”，并且认为麻风病有很强的传染性。患者往往被隔离到特定的“麻风村”内，或者丢到某个无人区自生自灭。更有甚者会将麻风病患者视为不祥之兆，对其处以刑罚，认为这是“净化不洁”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麻风病曾经在百姓心中留下了多大的阴影。

而新中国的医生们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畏惧麻风病，反而走进麻风病患者群聚的“麻风村”之中，与他们共同生活，为他们治疗，同时还普及麻风病的正确观念。为了证明麻风病没有那么强的传染性，许多医生甚至主动与患者握手乃至拥抱，他们用自己的冒险赢得了麻风病患者的尊严，成为了麻风病防治过程中的伟大丰碑。有康复后的麻风病患者曾说：“在患病的时候，我就已经死了。是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当然，血吸虫病防治，开水运动，反官僚运动和麻风病防治也只是新中国爱国卫生运动的一角。事实上，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有无数医护人员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而奔走治疗，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些医护人员将和“六二六指示”一样，被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