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stave_eiffel，gustave

1942年1月，一群纳粹德国官员在柏林西南部万湖区的一个别墅里举办了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讨论并落实针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这个会议没有明确地提及“大规模谋杀”，但重要参与人之一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受审时提到，在会议中他们使用过“消灭”和“毁灭”等字眼。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全程旁听，并将对艾希曼的人物分析，以及各种历史资料相结合，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属于普通人的邪恶：盲目服从、不经反思地执行“绝对命令”。

在汉娜·阿伦特提出这一概念之后，又有无数学者继续研究二战时期的犹太人大屠杀相关历史。很多学者在其后的研究中指出，艾希曼绝非盲从于上级命令的普通公务员，而是一个善于伪装、老练世故的操纵者与谋杀犯。

那些犯下人类最骇人听闻罪行的战犯，真的只是命令的执行者，完全没有自己的个人意志在其中吗？在《奥斯维辛：一部历史》关于万湖会议的记载中，作者劳伦斯·里斯发现了下层执行者对于“最终方案”的积极推动；在《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中，作者贝蒂娜·施汤内特则以详实的历史资料，包括艾希曼流亡时期的笔记与纳粹沙龙上的录音带，还原了他“平庸”面具之下的刽子手面貌。作恶的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作恶，从犹太人大屠杀这场浩劫的两个切片中，我们可以一窥造成人类苦难的计划是如何被策划并执行的。

万湖会议：被正式讨论的“最终方案”

节选自《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英]劳伦斯·里斯 著，刘爽 译

1946年4月7日，美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Gustave Gilbert）博士在纽伦堡审判中质问鲁道夫·霍斯：“希姆莱向你下达所谓的‘最终解决’命令后，难道你从没想过拒绝吗？”“没有，”霍斯答道，“我们所接受的训练让我们不可能产生拒绝命令的念头，不管是什么样的命令……我想你没法理解我们的世界。服从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要求。”

霍斯和其他很多德国士兵一样，战败后想让全世界都以为他们是一群机器人，不管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永远只能机械地服从上面给他们的各种命令。而事实上，霍斯跟机器人有着天壤之别。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上半年，霍斯的创造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他并不是简单地服从命令，而是积极主动地改造奥斯维辛，好消灭更多的囚犯。

在这个关键时期，有类似想法和行动的并不只是霍斯一人，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是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战争结束后，霍斯与数百名纳粹同伙一样，试图让这个世界相信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其实，是许多人的集体意志促成了“最终解决”。

1月20日，也就是罗兹隔离区的第一批犹太人动身前往海乌姆诺四天之后，柏林郊区万湖（Wannsee）湖畔的一幢党卫队别墅中召开了一场会议。它作为纳粹“最终解决”方案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而闻名于世，然而，它其实配不上这样的恶名。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作为发起人，邀请了相关的政务秘书前来讨论犹太问题。每份邀请函都附上了戈林1941年7月31日准许海德里希执行“最终解决”的授权书复印件（然而，如第一章所述，“最终解决”在1941年7月的含义不大可能与1942年1月的相同）。

众所周知，会议原定于中午开始，因此邀请函上提到将提供“茶点”。会议地址是大万湖56—58号，这个别墅曾被负责协调国与国之间警察活动的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征用。有必要提醒的是，在万湖会议上，桌前围坐的与会者都来自德国这个欧洲大国，都是从政府支薪的官员，而不是出没于街头巷尾的恐怖分子，可他们的罪行却比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罪犯”还恶劣。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今天仍有人认为这是一群教育程度不高的“流氓无赖”，可实际上在座的15人当中，有8人拥有博士头衔。邀请函是在1941年11月寄出的，会议原定在12月9日，但因珍珠港事件延期。于是历史上又多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太平洋上的事件没有造成会议推迟，那么万湖会议的内容本该是什么呢？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美国是否参战，万湖会议都是一次对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非常重要的会议。

1941年秋，纳粹德国内不同地方出现了各种自创的屠杀方式。对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来说，万湖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整合这些做法，并且明确党卫队才是掌控整个驱逐进程的人。万湖会议上讨论的内容之所以为世人所知，主要得益于一份会议纪要的复印件。记录者是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中校），阿道夫·艾希曼，也就是海德里希的“犹太问题专家”，他活到了战后。艾希曼的会议纪要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能帮我们直接了解“最终解决”方案背后的思想过程，这样的材料少之又少。

会议刚开始，海德里希提到由于戈林的行政授权，将由他来全权负责，随后便宣布了官方政策的正式调整。毫无疑问，此时此地所有与会代表对其内容都心知肚明。现在，他们不再把犹太人“转移”到不受纳粹控制的国家，而是要让他们在纳粹势力范围内“清理……至东部”。最终共有1100万犹太人受到“清理”政策影响，其中包括爱尔兰、英国等此时尚未被纳粹占领国家中的几百万人。犹太人抵达东部后，被按性别分开，适合劳动的将派去修路（几乎可以肯定，海德里希想要让他们投入的是四号干道工程，这一工程当时正在进行中，准备用公路和铁路将帝国与东部前线连接起来）。

没被选中的犹太人——这里的意图很明确——将被立即处死，而得到工作的犹太人不过是判了死缓，因为大量的人将死于繁重的体力劳动。海德里希接着特别提到，那些没有按照纳粹的设想被工作累垮的犹太人，就是通过自然选择、对纳粹来说最危险的部分。海德里希说，他们必须得到“相应的对待”，其他代表自然明白这里海德里希指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与会者对于屠杀犹太人这一大原则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争论的焦点在于“犹太人”的确切法律定义为何，这将影响到具体有哪些人被驱逐，哪些人不受影响。如何处置“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引起了广泛讨论。有人提议应对这些人做绝育手术，或者让他们在绝育和驱逐之间做选择。还有人提议把他们送去一个特殊的犹太人隔离区，即捷克小镇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捷克名为Terezin），那里还住着一些年长和享有特权的知名犹太人，把这些人直接送去东部将在普通德国大众中造成不安。

与会者随后讨论了更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处理总督辖区和纳粹占领下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后者正遭到大规模的枪决，而对付前者的贝尔赛克灭绝营正在建设中。但这两个地区目前仍生活着数百万犹太人，因此，艾希曼在他的会议纪要里写道，此时“很多个可能的解决方案”被提出，这个看似无伤大雅的用词掩饰了对具体屠杀方法的讨论。

万湖会议的会议纪要有意语焉不详，海德里希和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缪勒对艾希曼的记录做了数次修改，以确保达到这一效果。他们本打算将纪要大规模分发，因此用暗语书写十分必要，赤裸裸的原始用语修饰后，了解背景的人自然明白其确切含义，而不知情的人也不致被吓到。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留下了证明纳粹“最终解决”背后策划过程的确凿证据，有力地证明了后来的屠杀行为是这个国家许多人共同谋划的结果。

这是否意味着万湖会议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纳粹屠犹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样的误解是因为人们认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纳粹决定开始执行他们的“最终解决”方案。

事实并非如此。万湖会议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个讨论具体执行方案的次等会议，与会者所做的，是对在别处已经确定的灭绝过程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希特勒在1941年12月的谈话远比万湖会议上的讨论重要得多。如果这个时期元首与希姆莱会面时的谈话内容能有一份准确的记录，我们就能看到，是何种冷酷思想把后来的所有苦难带到这个世界。

艾希曼，仅仅是一枚无辜的齿轮吗？

节选自《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

[德]贝蒂娜·施汤内特 著，周全 译

01. 撇清与艾希曼的关系

鲁道夫·赫斯于1946年4月15日首度现身法庭。多亏其鬼魅般的外表，战后人们的脑海中终于凝结出那批“躲在黑暗中的人”的具体形象。赫斯曾是拥有最恐怖记录的死亡集中营的指挥官，他指出艾希曼非但实地参与营地的建造并决定使用“齐克隆B”（Zyklon B）毒剂，而且还向他传达了各种命令，是一个比赫斯自己还要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于1946年4月29日结结巴巴地表示，他之前从未听说过艾希曼（尽管他曾经在1937年邀请艾希曼参加党大会）。

负责从巴黎遣送犹太人的赫尔穆特·克诺亨在1946年6月17日解释说，下达给他的命令原则上直接来自艾希曼或希姆莱。6月28日，曾经主管盖世太保组织与人事的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谈到了“艾希曼办事处”。卡尔滕布伦纳的辩护律师更在7月9日要求进行无罪辩护，因为“在只有博尔曼、希姆莱与艾希曼知情的情况下，才从1941年开始密谋并执行了大规模的犯罪行为”，那不折不扣是“希姆莱和艾希曼的犹太人行动”（Judenaktion Himmlers und Eichmanns）。

1946年7月13日，自己的罪责尚不清楚的康拉德·摩根解释了为什么自己担任党卫队法官的时候曾极力争取对艾希曼提起诉讼，试图借此证明艾希曼即使在党卫队里面也是一个特例。三天以后，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称艾希曼为“负责执行灭绝计划的邪恶人物”——艾希曼后来在读到此种说法时特别火冒三丈。

丹麦盖世太保的前负责人卡尔·海因茨·霍夫曼继续采取同样的路线：“犹太人问题的处理权当时掌握在艾希曼手中。他并非国家警察出身，而是从党卫队保安局调职到警界的。他和他的办事处位于一栋特别的建筑物里面，与其他部门几乎没有往来。……他名义上隶属于第四局，却非常特立独行。我在此特别强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并非警界出身的缘故。”（1946年8月1日）

盖世太保审判的辩护律师鲁道夫·默克尔总结道：“希特勒在1942年4月下令实施‘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那意味着从肉体上消灭——亦即谋杀——犹太人。……希特勒和希姆莱用于执行命令的工具，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和他的犹太事务部门虽然在编制上隶属于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但其实享有绝对自主的地位，甚至完全独立于盖世太保之外。”默克尔提到了“艾希曼的机构”，并声称只有两个人要为迫害犹太人的行动负责：艾希曼和克里斯蒂安·维尔特（1946年8月23日）。霍斯特·佩尔克曼律师在为党卫队辩护的时候解释说，德国外交部也是艾希曼谎言下的无助牺牲者，“受害于他巧妙的以假乱真戏法”（1946年8月26日）。

最后，甚至党卫队保安局的辩护律师也试图撇清与艾希曼部门的关系，并且宣称“艾希曼部门”不在党卫队保安局的职责范围内。最夸张的是，这到最后竟然演变成同为党卫队上级集团领袖的一名前武装党卫队上将和一名前警察上将争论，他们二人究竟是谁比较畏惧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他们同时却又相互支持对方的供词，表示自己非常希望采取行动来阻止匈牙利的犹太人遣送行动和徒步行进，然而他们完全不可能对抗艾希曼的权力地位。卡斯特纳早在1945年就已经用一个词描述过这种现象：“艾希曼主义”（Eichmannism）。

02. 艾希曼到底是谁？

检方和法官基本上清楚这里在搞些什么名堂。美国公诉人托马斯·多兹因而在1946年8月29日纠正说道：“根本就没有那样子的‘艾希曼部门’。艾希曼只不过是盖世太保里面的一个部门负责人而已，主管教会和犹太人事务。盖世太保的这个部门主要负责将欧洲犹太人驱赶到一起，然后把他们送进集中营。盖世太保内部所称的这个‘艾希曼部门’，并不比米勒属下的其他任何部门更加独立于盖世太保之外。”多兹的俄罗斯同僚也表示赞同：“艾希曼借由毁灭营……来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来自盖世太保的体制。”（1946年8月30日）

但尽管如此，那种对艾希曼的描述依然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效果，并且在判决书中留下了痕迹。然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效果，并且在判决书中留下了痕迹。艾希曼的名字被提到了三次：“在党卫队旗队长艾希曼的主导下，帝国保安总局所属的盖世太保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负责处理犹太事务，并且利用自己的密探来调查被占领地区的犹太人问题。”一个后来成为灭绝犹太人同义词的术语，从此变得与艾希曼的名字密不可分：“‘最终解决方案’意味着灭绝犹太人。正如希特勒早在1939年年初即已发出的威胁，这将是战争爆发的后果之一。为了执行这项政策，盖世太保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由艾希曼担任主管的B4部门。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在进攻苏联后不久即已开始施行。”艾希曼的正统性也被清楚地阐明，因为判决书中写道，艾希曼“被希特勒委派来执行这项计划”。

在谈论艾希曼和纽伦堡审判时，或早或晚都会有人引用弗朗西斯·比德尔（Francis Biddle）的一个手写注记。那位来自美国的法官在审判文件上艾希曼的名字旁边写下了一个疑问：“他是谁？”人们普遍认为，这并非一个哲学或者心理学上的问题，纯粹只是因为比德尔不知道被提到的那个人究竟是谁。但人们很容易忽略那个注记的时间，它其实写在审判开始之前。当时只有少数几个法学专家，其中多半并非德国人，他们必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摸清楚纳粹的国家体制及其犯罪的规模。即便今日也没人能严肃地宣称自己已经看清了那一切。盟军的战犯通缉名单上包含了六万多个名字，所以法官没听过文件初稿上提到的名字之一，完全不令人感到意外。

1961年于以色列受审时的艾希曼

弗朗西斯·比德尔的注记反而显示出他在准备时的认真态度。更令人惊讶的反而是比德尔在哪里读到这个名字。因为比德尔在名字旁边写下疑问的那个文件，是“审判框架”早期的版本，亦即一份严格保密的起诉书草案。时隔一年，等到法官小组决定将艾希曼这个名字纳入判决书中列出的80个名字当中，而且提到它至少三次时，比德尔的疑问显然已经得到解答。艾希曼名副其实地成了“纽伦堡的幽灵”，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捉摸。

他的名字还会在随后所有的相关审判中继续作祟。严格说来，1946年9月的纽伦堡与1939年春天的维也纳情况没有两样：艾希曼的名字又一次在其长官和同僚的大力支持下，不可救药地与犹太人政策关联在一起。但时代已然改变，艾希曼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无法乐在其中，因为再也没有“工作”可通过他和他的赫赫声名获得“巨大推动”了。他不再被崇拜者包围，反而被弃如敝屣，是人们宁愿不认得的对象——除非把艾希曼送上死路能够让自己受益。艾希曼因此相当孤独地待在森林里。

尽管昔日同志们使尽浑身解数把自己的罪过都推到他身上，艾希曼后来甚至还能充满体谅地说：“假如换成是我的话，恐怕也会表现得一模一样。”只不过倘若情况反过来，艾希曼却很难找到像他那样合适的替罪羊。结果艾希曼无计可施，只能看着他闻名遐迩的名字出现在报道和他在北德最先拿到的小册子上。许多年后，艾希曼描述，如此一来他终于被拉到了“国际聚光灯下”，而他打定主意要做出他在过去十年内无论如何都不肯的事情：保持隐身。

03. 他并非无名之辈

艾希曼究竟在什么时候才真正是“躲在黑暗中的人”（Mann im Dunkeln）？或许只有在他穿着黑色皮革长大衣、只想当一名党卫队保安局专员的短暂时期，宛如来自“黑色电影”系列的角色一般令人畏惧和神秘感十足。然而最晚从1937年开始，其他各种角色已经更加吸引人，很快还变得更有用处。正如艾希曼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他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犹太人政策的象征——不仅在别人眼中如此，在他自己的行为表现和自我认知中显然也一样。

战后出现的唯一改变，就是他更进一步被夸大为独来独往的犯案者。这要归因于知情者与同谋者的自保需求，以及其他人所想要的心灵慰藉。他们一厢情愿地认定，只有一小撮人、一个由极少数圈内人所组成的秘密团伙，犯下了那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罪行，而且就连纳粹党人也对那批怪物避之唯恐不及。凶手的团伙越被说成是对外封闭的，“其他人”宣称自己毫不知情的谎言也就越发能够取信于人。

艾希曼要等到1960年在以色列的时候才终于体会到，被认为是“躲在黑暗中的人”也能带来益处。他欣然接受了维斯利策尼有关于此的描述，尽管在担任犹太事务部门主管的时候，艾希曼会觉得那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侮辱。如今他坐在以色列的牢房里，一心只想证明从来都没有人认识他，但并非因为他有着巨大而神秘的力量，反而是由于他如此不显眼和不重要。

艾希曼对他昔日朋友和同志们的连篇谎话，表现出一种交织着不理解、不相信和失望的态度，有时显得如此可怜兮兮，简直会让人以为他至少在某些时候确实相信自己的说法。最耐人寻味的疑问莫过于：为什么艾希曼事后能够如此成功地否认自己曾经享有的突出地位，以致人们忽视了他在1960年和1961年之前的形象？其实只需要稍看一下他在审判之前的形象即可发现，艾希曼根本不可能既是一个象征，同时又无籍籍名。

事情的真相是，艾希曼在受审期间试图拿来跟自己相提并论的昔日同僚当中，没有任何人曾经享有像他那么突出的地位——不仅在1960年之前的文献当中如此，在纳粹时期的公众印象里也是一样，无论加害者或受害者都有相同的看法。以拉德马赫（Rademacher）、塔登（Thadden）、维斯利策尼、布伦纳乃至于西克斯（Six）等人为例，我们在谈论艾希曼的报纸上怎么样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纽伦堡的判决书同样也没有提及他们。当以色列政府在1951年公开向德国提出赔偿要求时，其官方的原始文件中仅仅列出了五个凶手的名字，艾希曼就是其中之一，而报道此事的那些报纸都没有问为什么。

*配图及封图来源：《波斯语课》

《万湖会议》《汉娜·阿伦特》